
现行刑法中关于个人刑事责任的理念认为,由于个人具有意志自由的能动作用,国家可以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根据个人选择和决定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标准,国家可以给予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如果在一定条件下,个人选择了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犯罪行为,或者本可以避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危害但没有避免,那么行为人将被国家认定为犯罪人,受到否定的评价即谴责。因此,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在于犯罪人是基于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施了犯罪行为。
单位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也应遵循这一理念。然而,与个人刑事责任的情况不同,单位的内部存在着制止、监督自然人违法犯罪行为的机制,这种机制不仅存在于单位的组成人员内心,而且可以从单位的制度性防止犯罪措施中体现出来。在三种单位犯罪情形中,第一和第二种情形对单位及单位内自然人主观和客观方面的认定较为容易,归责也很清楚,本文不再详述。本文主要讨论第三种情形下,如何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即如何判断单位没有采取防止、监督单位组成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的措施。
笔者认为,可以从单位内部是否存在制度性、对单位成员行为进行监督的防治措施来判断单位的刑事责任。在单位的制度性防止犯罪措施方面,可以参考日本下级法院在适用“两罚规定”时所采用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为防止、监督违法行为而采取的制度性或组织性措施,和为使该组织性措施有效发挥作用而采用的督促、监督措施”为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建立起以单位自身特征为内容的单位刑事责任论,即单位行为和单位责任应分别判断。要追究单位固有的责任,除了单位组成人员自然人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这一成立单位犯罪所必要的客观条件外,还要求单位自身具有引起该种犯罪行为的主观意志。这种主观意志可以从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意志以及单位自身所具有的鼓励、促进或阻止、监督其组成人员犯罪的制度性措施或规则制度等情况来判断。
单位活动既具有作为其成员的自然人活动的一面,又具有作为组织体的活动的一面。单位责任应看成是自然人责任和组织体责任的复合。仅从组织体的角度来寻求单位责任的企业组织责任论,或仅从自然人方面来寻求单位责任的通说的见解,都只能看到问题的一面。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解决开篇提出的案例中林某行为的定性和归责问题。尽管林某的行为没有经过“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负责人决定”,是他个人擅自做主,但如果单位内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防止单位组成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的机制而导致该行为发生,那么单位的监督过失应归责于单位的决策机关的失误,并追究单位自身的过失责任。除非单位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其采取了各种制度性措施防止林某实施业务上的违法犯罪行为,否则不能免除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林某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无论单位是否受到刑罚处罚,他本人应该受到刑法的谴责。
尽管笔者在单位犯罪问题上的考虑可能还有不足之处,但完善任何理论都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笔者在此只是发表了一些个人观点,希望对司法实务有所帮助。
成立单位犯罪的条件,包括主体是单位、行为人以单位名义实施、在单位意志支配下由单位内部人员或委托他人实施以及为了单位整体的利益。同时,针对企业经营形式为有限公司的特殊情况下的单位犯罪进行了分析。司法实践中需根据具体情况对单位犯罪进行细致分析和判断。
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问题。现行刑法对于单位犯罪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没有明确规定,需根据其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情节来分别判处刑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通常处于支配地位,危害程度较重,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所起作用较小。同时,直接责任人员与共犯是两种不
单位犯罪中被告人的身份及法定代表人的角色。被告人在单位犯罪案件中为核心角色,包括法人被告人和自然人被告人。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对单位和责任人员都要处罚。法定代表人代表单位参加诉讼,但其在单位犯罪中如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具有双重身份,需平衡单位犯罪的刑事诉
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单位分支机构或内设机构实施犯罪行为的认定。指出分支机构的犯罪行为若以单位名义实施,违法所得归分支机构所有的,也应认定为单位犯罪。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是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确定的。对于单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