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具有以下情形的人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处理：
在扭送制度的实施中，存在以下问题：
与其他国家的法律相比，我国的扭送制度并非刑事强制措施，而是公民根据法律赋予的一项权利。然而，目前我国的扭送制度在法律性质上缺乏明确规定，对扭送主体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保障机制存在不确定性。
扭送制度的对象包括现行犯、通缉犯、越狱犯和被追捕者。虽然公民对具有法定情形的人实施扭送是法律所鼓励的，但有时也会出现将仅违反公共道德的人扭送到有关部门的情况。扭送实施的随意性较大，对扭送对象的确定也较为困难。此外，普通公民缺乏侦查权、强制能力和相关专业训练，执法机关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可能出现错捕情况。然而，扭送制度缺乏相应规定，增加了扭送对象的人权遭受侵害的风险。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扭送制度的规定过于简略，无法应对具体适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扭送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具体操作细则，容易被滥用。这导致扭送功能的发挥几乎处于沉睡状态，无法营造敢于与犯罪做斗争的良好社会风气。
治安管理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在主体、客体和客观三个方面存在相同的构成要件，但最大的区别在于治安管理违法行为不以主观过错为构成要件。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13条的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和精神病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不予处罚。
治安管理违法行为必须侵犯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即具有社会危害性。对于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没有处罚的必要。
治安管理违法行为必须具备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方式，并且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如果仅有主观恶意而未实施任何行为，则不构成违法。
治安管理违法行为是否需要主观过错作为构成要件存在争议。权威人士认为，治安管理违法行为是比较轻微的违法行为，行政活动注重效率，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就视为构成违法。然而，公安机关在决定是否处罚以及从轻、从重处罚时必须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以确保处罚的合理性。
需要注意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某些特定违法行为明确要求主观要件的存在，例如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以及明知是赃物而窝藏、转移或代为销售。对于这些行为，必须依法确认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否则行为不构成违法。
扭送公安机关时是否需要办理传唤手续的问题。传唤是在讯问不需要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时使用的诉讼方法。对于被扭送到公安机关的嫌疑人，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不同处理方式，包括同时询问被扭送人和被害人、证人，留置被扭送人并进行盘问和讯问，或立即送入留置室进行盘
民间高利贷利率的合法性。民间借贷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但相关法律法规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行为严厉打击。根据最新规定，年利率超过36%的属于高利贷，而民间借贷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36%。文章还介绍了相关法律依据
扭送的四种情形以及扭送制度的法律意义。扭送是中国法律赋予公民在紧急情况下协助司法机关同犯罪作斗争的一种权利。扭送能够阻止犯罪、保障公民人权、弘扬社会正义，是公民见义勇为行为的一种体现。公民抓住人犯后应立即送交司法机关处理，司法机关应接受并讯问扭送的人
关于违法所得的追缴权问题，涉及法律依据、行使追缴权的机关以及执行机关的观点等。同时，还讨论了违法所得的认定条件，包括获取手段的违法性和违法所得的经济价值等。建议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明确违法所得的执行权归属于人民法院，由执行机构负责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