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贪污受贿犯罪中的主体争议。这类主体争议主要涉及犯罪嫌疑人具有双重身份的情况，既是国家工作人员，又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虽然这两个身份在法律上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存在内在的委任、委派关系。最典型的例子是“红顶商人”贪污受贿行为。
二是渎职侵权犯罪中的主体争议。由于渎职罪的犯罪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刑诉法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的规定形成矛盾。而在实践中，对国有资产流失造成重大损失的多是国有公司、企业的国家工作人员，而不是纯粹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能造成损失的，由谁来管辖，存在较大争议。
三是共同犯罪中的主体争议。在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共同犯罪的案件很多。对于受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国家工作人员与该企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共同犯罪的情况，尤其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所起的作用较国家工作人员更为明显时，如何确定共犯的身份存在较大争议，导致对案件管辖的异议。
四是同一人以不同身份犯数罪的管辖异议。这类异议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利用职务类犯罪犯下的数罪，如犯罪嫌疑人由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调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任职，或由非国有企业调到国有企事业单位任职；或者由于企业改制、性质发生变化，导致犯罪嫌疑人主体身份改变，其在任职期间分别利用不同的职务犯罪，涉嫌的数罪属于不同机关管辖；二是利用职务类犯罪和普通刑事犯罪分别犯下的数罪，如受贿罪与爆炸罪、受贿罪与交通肇事罪。对于上述管辖异议，涉嫌数罪是分别管辖还是由其中一家管辖，以及由哪一家管辖，实践中做法并不统一。
一是公款与非公款的争议。这类案件最常见于村级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中。立法解释将村级基层组织人员在非法占有土地征用补偿费等七种情形时视为国家工作人员。然而，上级政府将这些款项支付给村基层组织后，该款项往往与其他款项混同，性质变得难以界定，导致管辖异议。
二是委派与委托、聘任争议。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任职，是否存在委派关系是界定其犯罪主体身份的关键。表面上，委派与委托、聘任容易区分，但实际情况往往更为复杂。
三是对偶型犯罪中的管辖争议。受贿罪与行贿罪是最常见的对偶型犯罪。对于涉嫌受贿犯罪和行贿犯罪，由检察机关立案管辖，法律有明文规定。然而，由于受贿罪与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并不相同，构成受贿罪并不一定构成行贿罪。因此，检察机关在查处受贿罪时，并不能对行贿人进行立案查处，更不能对不构成行贿罪的行贿人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
一是定性争议引起的管辖异议。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多案件在侦查终结之后甚至在法庭上，对于定性仍有较大争议。其中一部分涉及到案件立案管辖问题，如侵占与职务侵占、盗窃、诈骗案争议。对这些管辖争议在法庭上仍未能当即解决，却要求在立案时就予以分清，这与司法规律相违背。
二是由于立法修改、司法解释规定有变化，导致案件管辖发生变化。当司法解释规定发生变动时，可能会导致主体身份或事实定性发生变化。因此，判别管辖是否错误不应根据判例来进行。
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告有以下情形的，可作无罪辩护：
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被告可作无罪辩护的几种情形。包括被告不具有犯罪主观要件、不是犯罪主体、犯罪行为证据不足、办案机关程序违法、刑法不认为是犯罪以及刑法不予追究等情况。涉及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证据链条、程序合法性和特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等。
破坏交通工具设备的立案标准，以及相关罪名的认定。破坏正在使用的交通工具，使其发生倾覆、毁坏危险的行为，应立案追究。破坏交通工具罪重点在于威胁交通运输安全，与放火罪、爆炸罪、盗窃罪有所区别。破坏交通工具重要装置和部件足以造成危险者，以破坏交通工具罪处罚
故意投毒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和罪行认定，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犯罪，刑事责任和处罚有所不同。同时，详细阐述了投毒罪的界限和罪行认定标准，与以投毒为手段的行为、危险物品肇事罪和环境污染行为进行了区分。根据《刑法》的规定，投毒罪的刑事责任和罪行认定需根据具体情况
中国公民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多少年可以入党的相关法律规定。根据党章，年满十八岁的公民有权申请入党，而有犯罪记录的人是否能入党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党组织会综合考虑犯罪类型、性质、程度、犯罪后的表现以及社会评价等因素，确保入党者具备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