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外情案件中，取证是一个让很多当事人为难的问题。要取得“捉奸在床”的直接证据几乎不可能。因此，当事人应该尽可能多地搜集间接证据，例如电话通话记录、短信内容、往来书信等，并且最好能够拍摄取得影像资料。此外，如果配偶与情人在外面购房或租房同居，当事人可以注意搜集房产公司买房合同或租房地物业公司的相关证据，例如租房合同、交物业费、水电费等。还有一些其他证据，例如住宿宾馆的票据、视听资料、证人证言、互赠的礼物、村民(居民)委员会的证明、派出所的证明等。形成一个严密的证据链对于打赢官司至关重要。
在婚外情取证过程中，当事者在自家床上拍到配偶与第三者有不正当关系的照片，被法院采信的可能性较大。在自己家里捉到配偶与第三者亲密，不构成刑事责任。然而，当事人不应该将自家“捉奸”的照片在公众中传播，也不应该对第三者进行人身侮辱，因为这可能侵犯第三者的名誉权。
当事人不能擅自闯入他人住宅进行取证，因为这样的取证方式是不合法的，可能引发私闯民宅侵权问题。如果当事人能确定配偶与第三者同居，最好的办法是拨打“110”报警，由执行公务的公安人员进入住宅，然后进行询问笔录，从而证实配偶与第三者的同居事实。这样的证据法庭一般会采纳。
当事人在公园、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取证，一般不会侵犯他人隐私，被法院采纳的可能性也较大。然而，在公共场所拍摄到的亲密行为照片很难证明配偶与第三者有重婚或长期稳定同居的行为，只能从一个侧面证实他们有不正当的异性关系，证明配偶的过错存在。
重婚要求双方是以夫妻名义同居，必须有外在表象特征，例如以夫妻名义申报户口、购买及租赁住房、举行婚礼等。只要不以夫妻名义对外，就不构成重婚。具体来说，如果一个丈夫与第三者领取了结婚证，这就是确凿的证据；如果他与第三者居住在一起，并以夫妻名义介绍身份、旅游聚会，邻居和亲友的证言也能有很大效力；如果男方与第三者生育子女，医院的记录上显示男方是父亲，那么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然而，如果记录仅根据女方的陈述，或者根本没有任何与男方的联系，单独生育子女的证据的证明力就相对较弱。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取证难，由当事人自诉、举证的重婚案件成功率很低。近几年北京法院系统处理的重婚案件微乎其微。
当夫妻因一方发生“婚外情”而离婚时，另一方往往会想方设法取得对方“不忠”的证据，以求在离婚时获得心理的慰藉和财产分割权益的最大化。然而，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和审判案例来看，即使有“捉奸在床”的直接证据，也不能必然得到法院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支持。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四种情形导致离婚，并且只有无过错方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四种情形包括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仅有一两张“捉奸在床”的照片只能证明配偶与第三者发生婚外情，很难证实他们长期持续稳定的同居生活，因此法院支持精神赔偿诉讼请求的可能性不大。
我国婚姻法的婚姻成立条件，包括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积极条件指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年龄达标等；消极条件则包括有配偶、血亲关系、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等。此外，文章还介绍了婚姻成立要件的分类，如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必备要件和禁止要件等。符合法定要求的男女双方
国家为了保障后代和民族健康，禁止患有特定疾病的人结婚的规定。禁止结婚的主要疾病包括性病、严重的精神病、重症智力低下、其他未治愈的传染性遗传性疾病等。对于无性行为能力的人是否能结婚，新婚姻法已取消相关规定，实行愿者不禁的原则。婚前检查是预防与患病者结婚
无性婚姻诉讼中的证据收集问题，建议当事人积极接受治疗并保存相关治疗记录作为证据。同时涉及个人隐私保护，建议不公开审理。文章还讨论了配偶权和同居权的关系，强调双方应共同履行和协调配合，并指出拒绝履行夫妻义务可能被视为精神虐待或家庭暴力。
未婚生子是否构成重婚罪的问题。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未婚生子属于违法行为，但并不构成重婚罪。对于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文章还介绍了重婚罪的行为表现。最后指出，未婚生子应当依法遵守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