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都涉及到诈骗行为，犯罪手段基本相同，它们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根据刑法理论，当一个行为同时符合多个法条规定的犯罪构成时，只能适用其中一个法条，排除其他法条的适用。在处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的竞合关系时，应遵循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条款的原则。
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之后，还有另外的规定。这条款遵循的就是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条款的原则。合同诈骗罪相对于诈骗罪来说属于普通条款。立法机关在普通诈骗条款之外设立了特别诈骗条款，旨在对特定的诈骗犯罪给予特定的处罚，或者因为某种诈骗犯罪特别突出而作出特殊规定。例如，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诈骗犯罪较为突出，因此对金融诈骗作出了特殊规定。
根据司法实践，当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时，应根据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条款的原则，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刑。需要注意的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并不仅限于书面合同，也包括口头合同。同时，合同的当事人至少一方应该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否则难以认定为合同诈骗。
当诈骗行为同时触犯刑法的普通条款和特别条款时，在特殊情况下，应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罚。这里的“特殊情况”指两种情况：一是特别条款不构成犯罪，而普通条款构成犯罪；二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按普通条款定罪量刑，但对此也没有禁止性规定，按特别条款定罪量刑不构成犯罪或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时。
例如，案例二中被告人王某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合同诈骗行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起刑数额要求达到3万元以上，而本案中的诈骗数额为2万元，低于合同诈骗罪的标准。然而，该数额达到了诈骗罪的起刑标准，即3千元以上。因此，根据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应以诈骗罪定罪处刑。
另外，案例三中被告人刘-伟的行为同时触犯了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这两个罪名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刑标准不同。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刑标准为20万元，而合同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刑标准为50万元。本案中被骗的45万元虽然构成诈骗罪的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但未达到合同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刑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根据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应以诈骗罪定罪处刑。
上述案例都涉及到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竞合时的处理问题。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应综合考虑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以上仅为典型案例供参考。
合同诈骗罪的认定标准和具体类型。合同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欺骗对方当事人的行为。文章详细列举了五种合同诈骗的具体类型，包括利用见证手法骗取信任、冒用他人名义实施诈骗、伪造担保票据非法获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勾当以及重操旧业者多
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的区别及法律适用。两者都是特殊的诈骗犯罪，区别在于侵害的客体和具体的行为方式。合同诈骗罪还侵害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票据诈骗罪还侵害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两者在行为方式上有所交叉，存在法条竞合关系，适用原则按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或重法优于
合同欺诈行为的法律责任，包括侵权民事责任、违法行政责任和犯罪刑事责任。其中，侵权民事责任主要包括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害；行政法律责任包括经济惩罚和市场禁入；对于严重的合同欺诈行为，如达到合同诈骗罪的程度，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目前我国关于合同概念的民事法律规定有二条，一是《合同法》第2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订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诈骗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法，也是构成本罪的特征。在合同诈骗犯罪中，合同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