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然而，在本案中，损害赔偿协议是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达成的，而不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因此，交警管理机关作为行政机关主持的调解协议属于行政调解性质，不具备民事合同效力。因此，当事人不能以此为依据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也不能直接确认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当事人要求履行调解协议时，人民法院应根据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的实际损失作出判决。
根据第二种意见，王某作为侵权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公安交警主持的调解协议只要不是强制性的，只要是张某和王某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就具备民事合同的性质。因此，当事人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法院应认定协议的合法有效性，并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
作者认同第二种意见，即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在本案中，调解协议涉及人身损害赔偿范围的问题，明确了侵权人应承担的责任。虽然公安机关和人民调解委员会都没有民事强制执行权，但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可以通过诉讼救济的方式请求对方履行，就像不履行合同约定一样。
此外，调解协议是否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应根据协议本身表现出的性质来认定，不应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限制。如果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来处理其他主体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认定其效力，将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
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及亲属请求赔偿的主体资格认定问题。对于权利继承人和被抚养人作为原告的情况，应处理所有权利继承人和被抚养人的权益，不能仅列其中一人。机动车损害赔偿主体资格和责任认定方面，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驾驶员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单位或车
一起交通事故引发诉讼期间当事人死亡的处理方式。当事人章某因交通事故导致脑损伤并引发赔偿诉讼，一审期间在家中去世。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经过重新审理，法院认定章某的死亡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判决保险公司和王某向章某家属支付相应赔偿款。
一起酒后驾驶顺风车造成交通事故的案子。司机张某明酒后驾车导致乘客李某强受伤，虽然交警认定司机全责，但乘客李某强在明知司机酒后驾车的情况下未加劝阻并继续乘坐，也存在重大过失。根据法律，乘客应承担部分责任，因此司机张某明承担80%的民事责任，而李某强承担
涉嫌交通肇事罪的办案流程，包括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立案破案、侦查终结等环节。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事故基本事实、成因及当事人责任，它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办案人员在处理交通肇事案件时，必须准确掌握立案标准，区分是否适用一般事故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