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简易程序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较强的纠问式色彩。与其他国家的刑事简易程序相比,我国检察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派员出席法庭审判。这导致了简易审判过程中较为常见的纠问式活动。相比之下,英美的有罪答辩程序、大陆法系国家的处罚令程序以及意大利的两种刑事简易程序,检察官在启动简易程序方面具有建议权,并且可以与辩护方进行协商和交易。在简易程序中,检察官始终与辩护方一起参与由法官主持的审判活动。这种方式确保了简易审判的公正性,禁止法官与任何一方进行单方面接触。
然而,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却允许检察机关不派员出席简易审判,这意味着检察机关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派员出席。结果,在实际应用中,检察官通常不参与简易审判,导致简易审判变成了裁判者对被告人的纠问式活动。这种制度和实践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使简易审判的诉讼构造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原来的控辩裁三方的相互交涉变成了裁判者与被裁判者双方的对峙。法官不得不同时充当裁判,与公诉人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诉讼角色产生对立和超然性。此外,在法官单独面对被告人的诉讼格局下,对法官的审判进行“法律监督”的问题也需要考虑。因此,即使在现行的诉讼体制下,检察官不参与简易审判也违背了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此外,检察官不出席法庭审判还容易导致审判的任意性和随机性,背离了程序公正的最低要求。
在刑事简易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很难获得律师的帮助,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我国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较窄,律师的执业环境不理想,加上辩护活动面临一定的职业风险,律师作为辩护人参与普通程序的比例本身就不高,参与简易审判的比例更低。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简易审判中获得辩护人帮助的案件比在普通程序审判中要少得多。大多数被告人在简易审判中无法得到律师的帮助,只能单独面对法官作为裁判者的情况。考虑到简易程序的适用会限制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被告人很难获得无罪判决的机会。不能获得律师帮助的被告人在简易审判中将处于更不利的境地,很可能在不了解自己行为后果、不知晓简易程序性质的情况下,做出对自己不利的程序选择。这又构成了导致被告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因素。
《行政处罚法》关于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包括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条件和程序、不服处罚决定的救济途径、罚款收缴制度,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当场收缴罚款的情形。对于边远地区的罚款收缴困难也进行了说明。最后,文章提及法院在判决前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并在查明事实的
我国诉讼离婚所需时间的法律规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离婚诉讼所需时间,但普通程序的案件应在六个月内审结,可延长;简易程序案件应在三个月内审结。同时,对于简单民事案件,基层法院和派出法庭一审终审。
刑事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的法律规定。包括立案审查的目的和流程,以及针对自诉案件的特殊审判规定。立案审查主要是为了确定被告人、证据、管辖和交付法庭审判等。审判程序涉及简易程序、调解、和解、撤诉、反诉等内容。自诉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可以和解或撤诉,但需注
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所需满足的条件,包括违法事实确凿、具备明确的法定依据以及处罚较为轻微。同时,也提及了《行政诉讼法》中关于被告确定的相关规定,如复议机关的处理方式、委托组织的行为和行政机关撤销等情况下的被告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