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义务入宪的路径分析

宪法对环境保护的基本规定分析

一、环境基本国策、环境基本权利和环境基本义务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各国宪法为了应对和解决生态危机，呈现出了生态化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主要有三种模式：环境基本国策、环境基本权利和环境基本义务。然而，环境基本国策因效力问题备受学界批评，而环境基本权利则因概念模糊和不确定性而在理论界引发了各种争议。至今，关于环境权的概念、主体和内容等基础性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成为环境权宪法化和司法化的主要障碍。因此，相较而言，采用"环境基本义务"的模式可能是当前宪法回应生态危机和维护环境安全最有效的手段，也与我国环境立法的传统模式相符。我国环境立法体系无论是为了实施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国际公约，还是为了履行对人类环境职责或国际条约的义务而建立的国内立法，都是通过确认义务和督促履行义务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我们认为，将所有影响环境的主体都普遍设定义务，并要求他们履行这些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唯一出路。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确立环境义务的法律基础。

二、宪法明确规定环境保护的义务主体在宪法层面上，通过明确规定所有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宪法义务，可以更好地实现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集中体现了对环境保护的规定，其中包括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以及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该条款可以理解为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的义务、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义务，以及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的义务。然而，我国现行宪法对环境保护的规定在主体上主要局限于国家，强调国家在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安全方面的作用，并未对国家以外的其他主体作出相应规定。为了更有效地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安全，我们认为宪法修订应明确规定自然人和单位作为环境义务的重要主体。这些单位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医院等。为了方便表述，我们可以采用《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的做法，将这些组织统称为单位。因此，环境义务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自然人和单位。现行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明显忽视了自然人和单位这两个重要的环境义务主体。为了更全面地确认所有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我们可以借鉴世界各国环境义务立法的不同设计方式。世界各国在宪法中规定环境义务时采取了多种设计方式，包括单一义务型和权义结合型。单一义务型的设计模式仅规定了公民保护环境的义务，而没有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利和政府保护环境的义务。权义结合型的设计方式既规定了公民享有良好适宜的环境权利，同时也规定了他们有保护环境的义务。通过修宪明确规定环境保护的义务主体及其义务，可以更好地实现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