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为了进一步明确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10日颁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规定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问题解释》）。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9日颁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范围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却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与《精神问题解释》之间存在矛盾。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7月20日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精神问题批复》），明确表示对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以上《精神问题解释》、《范围规定》及《精神问题批复》之间存在矛盾之处。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否定了刑事附带民事的精神损害赔偿，可能基于以下背景：一是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过于宽泛，不仅是自然人，甚至是单位，都有可能存在精神性人格权利益损失，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不具有可操作性；二是刑事案件精神赔偿往往数额巨大，而被告人大多无力承担或根本不愿履行，法院判决可能会成为法律“白条”；三是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赔偿金额不具有等价性；四是我国法制建设受到前苏联等一些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他们认为以金钱方式赔偿精神损害，等同于将被害人人格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精神损害难以用金钱来衡量。因此，我国立法暂未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内。
然而，我认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基于个案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并应受到法律保护。首先，精神损害赔偿是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和补偿，是对加害人过错行为的一种惩罚。其次，精神损害赔偿可以弥补被害人在精神上的痛苦和伤害，恢复其人格尊严。再次，精神损害赔偿可以起到预防和警示的作用，对加害人起到震慑作用，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
因此，我建议在制定相关法律时，应充分考虑精神损害赔偿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确立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地位，并加强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界定和量化方法的研究，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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