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杨立新先生在《侵权行为法专论》一书中的定义,精神损害是指侵权行为对民事主体的精神活动造成的损害。同样地,刘云生先生和宋宗宇先生主编的《民法学》也给出了类似的定义。孙美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系的观点是,精神损害是指不法行为对他人精神利益造成的减损。在我看来,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遭受的精神痛苦。
根据杨立新先生在《侵权行为法专论》一书中的定义,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导致其人格和身份利益受损或遭受精神痛苦等无形损害,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形式的赔偿等方式来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我完全同意这个定义。
大多数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具有补偿性、抚慰性和惩罚性三种功能。补偿功能是通过加害人的物质赔偿来填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使其得到平复。惩罚功能是通过责令加害人支付金钱来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并加重对加害人的处罚,以达到防止侵权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抚慰功能是指金钱作为衡量价值和权利的一般尺度,可以满足受害人人身和精神上的需求。虽然金钱赔偿无法完全弥补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的损失,但它可以在其他方面给予受害人享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金钱赔偿是唯一可行的满足受害人物质需求的方法,选择这种方式是为了平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慰藉其受损的感情,改善受害人心理、生理和精神利益的影响,恢复身心健康。
根据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应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我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该条规定对侵害方和受害方的规定存在较大的不公平和问题。
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第(4)项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应根据侵权人的获利情况来确定。我认为这一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侵权人实施侵害行为的目的和主观恶性的大小,但它不能完全反映受害人的损害程度。例如,现实生活中,一对感情很好的夫妇没有子女,当其中一人去世后,另一人将他们唯一的一份录像带转制成VCD以缅怀爱人,但由于店员的过失导致录像带损坏。在这种情况下,侵权人并没有获利,但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并不会因为侵权人没有获利而减少。因此,我认为该项规定存在问题。
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第(5)项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应根据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来确定。众所周知,公平原则是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即以损失填补为基本价值理念。然而,第(5)项违背了这一最基本的原则。从字面上理解,它考虑了侵权人的经济能力,我认为这一项的合理性较差。举例来说,如果在违约情况下,买卖合同的买方在收到合格货物后未支付货款,卖方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支付货款并要求赔偿损失。法院判决买方败诉后,买方无法支付,卖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买方负有无限期限制的偿还责任。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它体现了填补损害的价值理念。然而,《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第(5)项的规定则不同,因为它在判决时就考虑了这一点,使得受害人永远无法事后追偿。这对保护受害人非常不利,违背了公平原则和损害填补的价值理念。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评价与选择,分析了“肯定说”和“反对说”的利弊,并倾向于支持“反对说”。文章指出不允许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是权衡国家立法利弊的结果,提出了相关担忧和立法互动的难题。最后呼吁重新认识和评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和弱
合同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主要包括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害两种主要方式。在返还财产方面,应以有利于受害人为原则进行返还,旨在减少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对于因欺诈行为导致的决策失误和精神损害,也应当进行相应的赔偿。合同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制度体现了法律的威严,旨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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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制度。由于法律未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面临困难,同时也面临当事人过高的索赔要求。司法解释提出了影响赔偿数额的因素,但同时也赋予法院自由裁量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为裁决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关键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