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死刑政策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形成,毛泽东提出了“保留死刑、少杀慎杀”的原则。现行的死刑政策可以概括为“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它是对“惩治与宽大相结合”基本刑事政策在死刑设置和适用方面的重要体现。死刑的刑事政策是“不可不杀、不可多杀”。不可不杀意味着在目前仍然需要保留死刑,而不可多杀则表明我国对死刑持谨慎态度,也可以解释为“可杀可不杀的不杀”。根据《刑法》第48条的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罪行极其严重指的是罪行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严重危害,情节特别恶劣,同时犯罪人具有极其严重的人身危险性。这是体现少杀政策的总则性规定。除了死刑适用的限制性规定和死缓制度外,我国最突出地体现少杀慎杀政策的就是死刑复核制度。
死刑复核制度是我国独特的司法制度,是对死刑案件规定的特别监督程序,是严格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的必要程序保障。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0条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根据《刑法》第48条的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就是说,每一宗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案件都必须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复核制度的目的是防止死刑制度可能带来的错误,尽可能减少死刑的错误适用,尽可能正确地适用死刑。该程序的特点是适用对象只能是判处死刑的案件,适用的时间是在一审或二审判决或裁定之后,是死刑判决生效并交付执行的最后一道程序,适用的方式是下级审判机关依法定条件主动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实行死刑复核制度对于保证案件质量,正确适用死刑,严惩极少数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保障公民人身权利,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古代,曾经存在死刑复核制度,即判处死刑的案件在执行前需要请示皇帝批准。除了对于十恶不赦的死刑立即执行以外,对于其他不立即执行死刑的案件,每年秋季都要派遣高级官员进行会审。明代刑部尚书林*创立了死刑复核制度,提出了“秋后决”的主张,实行春判冬决制度,以延缓死刑执行期来进行死刑复核。清代时期,复核京师死刑案件称为朝审,复核外省死刑案件称为秋审。经过会审的死刑案件最终仍需上报皇帝审核。新中国成立后,在1954年公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规定,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审核。由于当时基层人民法院拥有死刑判决权,中级人民法院拥有二审权,因此并未出现二审与死刑复核合二为一的情况。然而,在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出决议,决定今后所有死刑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刑复核制度名存实亡。
死刑核准权的收回及其宪法价值。历史上,死刑核准权曾下放至各高级人民法院,但最新改革纲要中明确规定死刑核准权应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这一举措有利于对公民生命权的平等保护,是宪法价值的回归,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中国的死刑政策,特别是少杀慎杀原则及其在死刑复核制度中的体现。死刑政策强调在保留死刑的同时谨慎使用,确保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才适用死刑。死刑复核制度是中国独特的司法制度,旨在防止死刑误用,保证案件质量和公民权利。历史上,死刑复核制度几经变革,如今所
如何维护对审判违法行为的合法权益。对于轻微违法行为,可以在庭审后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对于严重违法行为或多次发生一般违法行为,需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并上报上级检察机关;对于构成犯罪的审判人员,应移交有关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如果发现法院附带民事判决
罪犯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时的处理方式。针对暂予监外执行中存在的多种违法情形,如罪犯不符合法定条件被暂予监外执行、程序违法等,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对于严重违反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的罪犯,应当及时收监执行。此外,监狱、看守所等单位在暂予监外执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