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的知情权是各国公司法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不同国家对于股东知情权的范围界定存在差异，而我国公司法修改前后也有所不同。
旧公司法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制度中规定了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而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问题则被规定在“股东大会”制度中。根据旧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则仅限于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可以看出，立法者将公司知情权的行使范围限定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
新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行使范围的界定发生了变化。
首先，新公司法将股份有限公司知情权行使范围的规定置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制度中，保持了规范模式上的一致性。
其次，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得到了大幅拓展。与旧公司法相比，新公司法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范围扩大到了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公司的会计账簿；而股份有限公司行使知情权的范围则扩张到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这种制度上的变迁使得公司股东有更广泛的机会和渠道了解公司经营信息，有助于股东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加强对公司事务的监督。
再次，新公司法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这一制度更新有利于克服仅仅允许股东查阅相关文件所带来的不足，为股东行使知情权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障。综观该制度的整体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公司股东的知情权在更大程度上得到了法律的尊重和承认。
公司作为一个多元利益汇聚的组织体，如何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并给予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公司法的永恒主题。在给予股东知情权以及确定其知情权程度的问题上，主要涉及到股东与公司之间利益的平衡。过度限制股东的知情权可能严重影响其财产性权益和身份性权益的行使，侵害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不利于公司的经营管理约束机制的形成。而过度扩张股东的知情权范围，则对公司的商业隐私和秘密构成威胁，最终损害公司的合法利益。因此，在设计股东知情权制度时，立法者应在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寻求双方利益保护的最佳平衡点。
新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规范体现了这一理念。一方面，立法者对股东的知情权持积极肯定态度，不仅吸收了旧法的内容，还扩展了其范围；另一方面，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法律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做出了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尽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被赋予查阅某些公司文件并复制这些文件的权利，但对于公司账簿等文件并未赋予股东复制权。
其次，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查阅权，法律持谨慎态度。法律承认股东可以查阅公司账簿，但在提出查阅请求时，股东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提出请求，并说明查阅目的。如果公司有合理理由认为股东查阅有不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可以拒绝提供查阅。然而，为了限制公司以股东目的不合法为借口拒绝股东查阅账簿，法律赋予股东在这种情况下的救济权利。在公司拒绝查阅时，股东有权要求公司在其提出请求后15天内给予答复并说明理由；同时，如果股东认为拒绝查阅不当，还可以向法院请求公司提供查阅。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律仅赋予其对公司相关文件的查阅权，而没有赋予相应的复制权。这些规定有效地协调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防止了公司或股东任何一方利益失衡，充分展现了法律作为平衡器和调节器的特性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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