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刑罚执行期间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阻止他人犯罪活动的;
(3)在生产、科研中进行技术革新、成绩突出的;
(4)在抢险救灾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表现积极的;
(5)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事迹的。
总之,立功即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行为,上述立功表现是相对独立的,只要罪犯作出其中一种即可认为具有立功表现而可以获减刑奖励。
关于立功表现,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
一般情况下,立功表现常以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为前提。但并非是立功表现的必要条件。立法者注重罪犯的客观行为表现及其有效性,只要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具有立功表现,就可以减刑。有立功表现的人通常以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为前提,但也不排除没有这种前提的立功表现。因此,刑法规定“可以”减刑。
法学界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立功除了要有客观表现外,主观上必须有真诚悔罪的态度,否则不能构成立功。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情况各异,立功和悔改并不完全一致,悔改的罪犯未必有立功表现,有立功表现的罪犯也未必就一定悔改。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这符合刑事立法原意和相关刑事政策。虽然一般来说,立功常是在悔罪思想支配下产生的突出表现,但现实生活是复杂多样的,有些平常表现一般的罪犯在关键时刻可能会挺身而出保护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这些罪犯,虽然他们尚未完全彻底悔改,但他们的行为表现减小了人身危险性,同时通过他们的善行也可以感染他人,减少他人再犯的可能性。因此,对这样的罪犯予以奖励、适用减刑是符合刑罚执行政策的。
刑罚执行制度上的重大立功是指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作出的对国家和社会有重大贡献的行为,是“应当减刑”的根本性要件。起初,“重大立功表现”是作为对有期徒刑犯减刑幅度予以例外宽大的一个条件。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确认了这一规定,并将“重大立功表现”适用范围扩展至管制犯、拘役犯等。
关于“重大立功表现”,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
“重大立功表现”与“立功表现”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程度上,即罪犯所为的行为对国家和社会的有益程度不同。前者远远高于后者,是一般犯罪分子无法达到的,例如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或检举监内外重大犯罪活动。对于“重大”的标准,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重大立功”认定标准,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罪或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等情形。不能将“重大立功表现”泛化为一般犯罪分子稍加努力即可达到的行为表现。
对此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肯定说认为,“重大立功表现”不同于“立功表现”,罪犯应当减刑的首要条件必须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因此仅有重大立功表现并不构成必须给予减刑的充分条件。否定说认为,具有法律规定的“重大立功表现”就能构成“应当减刑”的充分条件,就像“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并非“立功表现”的必要前提一样。
在新的历史时期,监狱执行刑罚的首要任务是“矫正行为”还是“改造思想”的问题。笔者认为,改造思想是一辈子的事,仅靠有限的刑期不可能完成,要求监狱机关一家承担也是困难的。法律规范的是人的行为而非思想,监狱的首要任务是矫正罪犯的行为而非改造罪犯思想。因此,使罪犯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能够按照社会行为准则从事各项活动,就可以认为达到了改造罪犯的目的。当然,矫正行为的重要性并不否定改造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能够既改造思想又矫正行为是最佳目标。然而,现实并非总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侧重或首要价值取向。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对于没有悔改但有立功甚至重大立功表现的罪犯是否应减刑的疑问。
刑法典中的立功分为一般立功和重大立功两种形式。一般立功包括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等,重大立功则包括检举重大犯罪行为、阻止重大犯罪活动等。立功的实质条件由司法解释认定,要求犯罪分子本人的行为。同时,《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意见》
行政处罚的教育功能。行政处罚不仅是法律制裁的一种形式,还具有教育的作用。通过制裁行政违法行为,达到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的目的。同时强调,行政处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应与教育相结合。对于不同年龄段和情况的违法行为人,应采取不同的处罚方式以达到教育的效果
关于立功认定的司法解释和立功条件的细节问题。通过解释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对于立功认定条件和要求的《意见》,深入解释了立功的条件、认定程序和要求,以及立功情节的处理方式。同时,明确了立功认定的限制和重大立功的认定标准,以及不能被认定为立功的情况。
不属于立功认定的情况和重大立功的认定。不属于立功的情形包括:犯罪分子揭发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揭发已失去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认识错误揭发他人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揭发超过追诉时效的犯罪以及检举揭发他人贿赂罪线索等。而重大立功则是指在刑法规定下,犯罪分子有重大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