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刑罚执行期间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阻止他人犯罪活动的;
(3)在生产、科研中进行技术革新、成绩突出的;
(4)在抢险救灾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表现积极的;
(5)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事迹的。
总之，立功即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行为，上述立功表现是相对独立的，只要罪犯作出其中一种即可认为具有立功表现而可以获减刑奖励。
关于立功表现，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
一般情况下，立功表现常以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为前提。但并非是立功表现的必要条件。立法者注重罪犯的客观行为表现及其有效性，只要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具有立功表现，就可以减刑。有立功表现的人通常以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为前提，但也不排除没有这种前提的立功表现。因此，刑法规定“可以”减刑。
法学界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立功除了要有客观表现外，主观上必须有真诚悔罪的态度，否则不能构成立功。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情况各异，立功和悔改并不完全一致，悔改的罪犯未必有立功表现，有立功表现的罪犯也未必就一定悔改。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这符合刑事立法原意和相关刑事政策。虽然一般来说，立功常是在悔罪思想支配下产生的突出表现，但现实生活是复杂多样的，有些平常表现一般的罪犯在关键时刻可能会挺身而出保护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这些罪犯，虽然他们尚未完全彻底悔改，但他们的行为表现减小了人身危险性，同时通过他们的善行也可以感染他人，减少他人再犯的可能性。因此，对这样的罪犯予以奖励、适用减刑是符合刑罚执行政策的。
刑罚执行制度上的重大立功是指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作出的对国家和社会有重大贡献的行为，是“应当减刑”的根本性要件。起初，“重大立功表现”是作为对有期徒刑犯减刑幅度予以例外宽大的一个条件。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确认了这一规定，并将“重大立功表现”适用范围扩展至管制犯、拘役犯等。
关于“重大立功表现”，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
“重大立功表现”与“立功表现”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程度上，即罪犯所为的行为对国家和社会的有益程度不同。前者远远高于后者，是一般犯罪分子无法达到的，例如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或检举监内外重大犯罪活动。对于“重大”的标准，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重大立功”认定标准，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罪或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等情形。不能将“重大立功表现”泛化为一般犯罪分子稍加努力即可达到的行为表现。
对此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肯定说认为，“重大立功表现”不同于“立功表现”，罪犯应当减刑的首要条件必须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因此仅有重大立功表现并不构成必须给予减刑的充分条件。否定说认为，具有法律规定的“重大立功表现”就能构成“应当减刑”的充分条件，就像“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并非“立功表现”的必要前提一样。
在新的历史时期，监狱执行刑罚的首要任务是“矫正行为”还是“改造思想”的问题。笔者认为，改造思想是一辈子的事，仅靠有限的刑期不可能完成，要求监狱机关一家承担也是困难的。法律规范的是人的行为而非思想，监狱的首要任务是矫正罪犯的行为而非改造罪犯思想。因此，使罪犯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能够按照社会行为准则从事各项活动，就可以认为达到了改造罪犯的目的。当然，矫正行为的重要性并不否定改造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能够既改造思想又矫正行为是最佳目标。然而，现实并非总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侧重或首要价值取向。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对于没有悔改但有立功甚至重大立功表现的罪犯是否应减刑的疑问。
立功表现对刑罚的影响。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现，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减轻刑罚。一般立功的犯罪分子可以享受基准刑的20%以下的减轻处罚，重大立功的减刑幅度更大，可减至基准刑的20%至50%。法律依据为《刑法》第六十八条。在执行期间，犯罪分子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如
无期徒刑和死缓的区别及刑罚变更。死缓期间若无故意犯罪，期满减为无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刑罚减为有期徒刑；若故意犯罪，执行死刑。无期徒刑是剥夺终身自由并强制劳动改造，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可减刑。死缓两年考验期从生效判决日起算，无期徒刑考验期从入监日起算。
刑罚减轻的条件和方式，主要包括死刑、缓期执行死刑、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减轻情况。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现是减轻处罚的重要考量因素，包括一般立功表现和重大立功表现。文章还强调了犯罪分子在了解法律权益方面的重要性，并建议聘请专业刑事辩护律师进行辩护。
协助组织卖淫罪的量刑规定。犯罪者会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附加罚金，情节恶劣者会处以更重的刑罚。被判处刑罚的罪犯，如果积极接受教育改造并表现悔改或立功，可以获得减刑，但实际执行刑期不得低于原判决刑期的二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