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精神病范围如何确定

刑事责任能力的含义与界定

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时具备犯罪能力的能力，而不是指适应刑罚的能力。对于责任能力的含义，学者们存在不同的观点。古典学派认为责任能力是行为人在行为前具备道义谴责的自由意志决定能力，只有具备认识行为价值的能力的人才能承担责任，因此责任能力属于犯罪能力。近代学派认为责任能力是指能够通过刑罚达到社会防卫目的的能力，对于有能力和无能力的人来说，在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上并没有区别。对于精神异常者来说，并非他们不应负责任，而是因为他们无法适应刑罚，所以必须采取其他措施进行防卫，因此责任能力属于刑罚适应能力。

我国法律也认为责任能力是犯罪能力和刑罚适应能力的统一。然而，根据《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是指责任能力的核心，因此责任能力属于犯罪能力。精神病人之所以缺乏犯罪能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造成法益侵害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缺乏辨认和行为控制能力，无法根据规范要求决定自己的行为，因此他们缺乏责任应答的能力。责任能力应当限于行为时的能力，而刑罚适应能力主要指判决和刑罚执行期间的能力，否则就失去了独立判定的意义。此外，如果认为责任能力包括刑罚适应能力，那么具备责任能力的人在犯罪后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就会变成无责任能力的人，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在1983年的规定相矛盾。根据该规定，犯罪时精神正常，犯罪后患精神病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在具备责任能力的情况下，行为后缺乏刑罚适应能力的人仍然构成犯罪。

精神病的范围在刑法中如何确定

关于无责任能力和限制责任能力的概念，在刑法解释和刑法学说中存在争议。这主要是因为精神障碍本身是一个复杂且模糊的问题，涉及到意志和大脑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神秘性，目前尚无法完全科学解释。此外，刑法中使用的辨认能力、控制能力、无责任能力和限制责任能力并不是医学上使用的概念。即使在医学上，通过观察临床症状并结合起因、病程和结局来研究精神分裂症的一致性，试图抓住其本质，但对于真正了解、掌握和克服精神分裂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根本否定了精神医学的科学性，认为区分精神疾病患者和精神健康人的科学方法根本不存在，实际上，“在能提出精神病学证据的任何案件中，都一定能得出与这一证据相反的精神病学证据，因此精神疾病的存在与否不可能用不偏不倚的科学方法轻易地加以确定，因此也不存在科学上公认的精神疾病标准”，甚至认为“实际上根本没有真正的精神病，其结论往往因医生的能力的差异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可改变性”。

在中国刑法理论中，对于精神病的范围存在更大的争议。这一争议在立法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979年《刑法》第15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然而，对于“精神病人”一词的范畴究竟是指精神医学中的广义精神病还是狭义精神病，学者们存在激烈争论。通常的观点认为它指的是广义的精神病，但也有人认为它指的是狭义的精神病，仅包括各类严重精神疾病或精神病性障碍。实际上，这个问题在1979年刑法制定之前就已经出现。例如，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公布的刑法大纲草案第12条规定：“犯罪人为精神病人，或系一时的心神丧失，或因在病态中，于犯罪时不能认识或控制自己的行为者，不处罚;但应施以监护。犯罪人精神耗弱者，从轻处罚。”可见，在“精神病人”后面增加“或者有其他病态的人”等类似措辞，更多地是在狭义范围上理解精神病，但立法规定的对象仍然包括其他病态行为。然而，由于大多数人认为“精神病人”可以广义理解，因此没有必要增加这一规定。1957年6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公布的刑法草案第22次稿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成为前述1979年《刑法》正式条文。

这一立法历史过程表明，尽管现行刑法并未像德国刑法第20条那样明确列举病理性心理障碍、深度意识错乱、智力低下和其他严重精神异常作为无责任能力的心理障碍范围，或者像瑞士刑法那样列举精神病、精神衰弱或重大意识障碍，但与1979年《刑法》一样，新的刑法典仍然在更广义的意义上使用“精神病”这一范畴，特别是考虑到导致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不一定是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我们更应该认为我国刑法中精神病的范围应该作广义的理解。在采取非列举式的笼统立法方式时，类似的观点也存在。例如，韩国普遍认为，尽管韩国刑法仅规定为心神障碍，但在刑法上的心神障碍应理解为精神障碍或精神功能障碍，包括精神疾病（病理性精神障碍）、精神衰弱、重大意识障碍和精神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