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间的行政强制执行权限，是行政强制执行立法的重点和难点。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的配置宜定位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在一般情况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特别授权的则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格局。限制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非诉行政案件的权限，强化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地位，是保障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行政强制执行是实现行政决定的手段，是行政权的延伸。它虽在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自身在客观上又具有扩张性、易腐性以及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权性。尤其是失去司法监督、制约的行政决定权与执行权合一的强制执行，一旦造成社会危害，其后果往往难以弥补。因而我国法律在强制执行权的具体配置上，对一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需要强制执行的情况，一般规定由各主管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但此类规定只限于少数行政机关，其他都应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个别对个人、组织的权益关系特别重大的，法律规定也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凡是行政机关没有得到强制执行授权的，一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些规定，既注意发挥行政机关自身的优势和能动作用，又立足于强化司法监督，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其权力的配置是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符合民主法制建设发展趋势的。
行政机关的自我完善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其执法活动大多存在一定程度的滥、乱、差，不宜扩大其强制执行权限。所谓滥，是说行政机关滥用强制执行权，利益驱动，部门保护主义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的现象时有发生，把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变成为单位、为个人谋利的特权。乱，是说某些行政机关随意设定执行权，严重破坏法制的统一、法律的尊严。差，是有些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素质较差，办案质量差。因此在当前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尚有待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不宜扩大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否则，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人民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权，既保障行政决定在任何执行过程中遇到曲解或阻力时能得到有效制止和纠正，充分发挥行政职能的作用;又保障相对人权利免受不法执行行为的侵害，并能得到有效救济。
自1989年至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积累了十余年的行政审判和非诉行政强制执行经验，造就了一支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干部队伍，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执行程序。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和规定，明确了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中的职责和程序，加强了执行机构建设，充实了执行人员和司法警察以及执行装备。这些努力使得全国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保障了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了执行阻力，维护了社会稳定。
行政强制执行的立法应使人民法院在非诉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明确和加强;应该明确规定严格控制增加行政机关新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其具体权限配置，应该遵从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和单行法律的规定，维护法制的统一。
代履行的定义和条件，代履行是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方式，当义务人未履行法律义务时，由行政强制执行机关或第三方代为履行并向义务人收费。同时，还探讨了执行法的定义及直接强制的使用条件，当其他手段无法达到预期目的或情况紧急时，可采取直接强制执行，但必须遵守法律
捕杀行为并不属于我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之一。行政强制措施包括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等。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特定行政强制措施，但捕杀行为不在其列。
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条件和主体限制。行政强制措施只能在特定情况下实施，并且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和条件。行政机关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实施，并不得超出其职权范围，其实施主体是具有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或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是维护法律的实
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的区别。人民陪审员身份临时且随机选取，而法官具备固定身份和专业法律知识。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由基层法院根据审判需要确定，且候选人的筛选和审查过程严格。审判人员在一定情形下需要回避，如与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等，以确保公正处理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