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的实施须有主持人员，然而拍卖应由何人主持，立法及实践中却存在分歧。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该问题未予明确，但《执行规定》第46条第 l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的被执行人财产进行变价时，应当委托拍卖机构进行变价。”可见，最高人民法院目前的立场是，拍卖须由专门的拍卖机构主持，执行人员无权直接实施拍卖。
与我国不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拍卖原则上是由执行法院或执行人员主持进行的，如在德国，动产的拍卖原则上由执行员实施，应债权人或债务人的申请，执行法院也可以命令由执行员以外的其他人实施拍卖;不动产的拍卖则由执行法院实施。日本不动产和动产的拍卖也都由执行法院或执行官主持进行。我国台湾地区对动产的拍卖一般由书记官督同执达员实施，执行法院认为必要时也可以委托拍卖行或其他适当的人实施;但不动产拍卖只能由书记官督同执达员实施，而不能委托于其他人。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必然会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国完全禁止法院直接主持拍卖活动的做法是否妥当?哪种立法例更符合执行程序自身的规律?我国将来的强制执行法应采取何种立法态度? 我国最新公布的《强制执行法草案》第四稿(2003年7月10日)第129条规定：“拍卖、变卖可以由执行员自行实施，也可以委托有关机构实施;委托有关机构进行变价的，执行员应当监督其按照本法的规定进行。”草案中首次规定了拍卖原则上由执行人员主持进行，采纳了现行各国的普遍做法，具体程序的完善还有待相关立法的补充。
主张将执行中的拍卖一律委托拍卖行实施的观点主要基于下列理由：
然而，这些理由并不足以成为否定法院直接实施拍卖的根据。
首先，拍卖企业与法院相比，前者是纯粹的盈利机构，容易受到利益驱动的影响。法院作为中立性和非盈利性的机构，更能够超然于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之外，更有利于防止受到利益驱动的影响。
其次，拍卖作为一种重要的变价方式，是执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法院拍卖的权力来源于国家所固有的强制执行权，拍卖本质上是一种执行行为，与一般的交易活动或商务活动不同。法院直接实施拍卖不会有失法院的尊严，反而可以展示法院的公正形象，树立法院的权威，强化生效法律文书必须执行的观念和意识。
此外，拍卖固然需要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但并不意味着每一次拍卖都必须由专业拍卖师来主持。对于一般性的拍卖，执行人员完全可以胜任。委托拍卖过于绝对化，不考虑具体案件情况，可能过于片面。执行人员熟悉案情，具备专门法律知识，有时会取得更好的拍卖效果。
最后，委托拍卖会增加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费用负担，不利于债权的实现和维护债务人的利益。
综上，本文认为将执行程序中的拍卖一律委托给拍卖机构实施并不合适。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原则上保留执行法院直接实施拍卖的权力，同时规定执行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委托拍卖。当事人双方应有权选择由执行法院或拍卖企业实施拍卖，当事人的申请有理的，执行法院应予准许。
此外，费用方面的考虑也是支持法院直接实施拍卖的原因之一。法院自行拍卖不存在佣金问题，有利于债权的实现和维护债务人的利益。
因此，我们主张拍卖原则上应由执行法院实施，并通过强制执行法对拍卖的程序进行规范和完善。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的财产拍卖程序。法院需委托评估机构对查封、扣押或冻结的财产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强制拍卖或允许被执行人自行变卖。选定拍卖机构后，拍卖机构将发布拍卖公告和展示标的，并确定拍卖保留价。举行拍卖会时，法院应派员到场监拍。拍卖结果确认后
强制拍卖的法定条件，包括执行机关的权限、执行依据、被执行人财产的查封或扣押以及逾期不履行债务的情况。只有符合这些条件，才能进行强制拍卖。其中，法院是执行主体，执行依据是法律文书，而被执行人的财产必须经历查封或扣押程序。只有在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才能
滞纳金作为行政处罚措施的法律性质，属于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手段。行政强制执行分为直接执行和间接执行，滞纳金属于间接强制执行的一种形式。直接执行可能会对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权造成侵害，因此必须慎重使用。间接强制执行包括代执行和执行罚两种形式。滞纳金具有强制
没有产证的，要调取产权信息，只要是他的财产就可以执行。第六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在此期限内，被执行人应当主动腾空房屋，人民法院不得强制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迁出该房屋。第三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