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由行政主体和法院共同执行的方式，其执行内容是根据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其目的在于迫使相对人履行义务或通过代执行等方式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以确保行政法上秩序的实现。行政强制执行不允许进行执行和解，因为行政机关放弃强制执行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职权与职责，这是法律所不能允许的。
行政不作为致害行政相对人会动摇公平正义的法治秩序。为了保护受侵害方的合法权益，需要建立便捷的救济程序。建议将前置性处理程序改为可选性处理程序，让受侵害方自行选择。另外，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权的管束与制约功能十分重要，通过法院居中裁判来调整并控制行政权力的失衡。行政诉讼程序在解决行政不作为纠纷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行政诉讼程序中首要面对的是对行政不作为的认定。在法定职责的映射下，判定行政不作为的常规标准是行政机关是否已履行了法定义务。然而，仅关注行政机关是否理睬过行政相对人的做法常常流于形式，忽视了行政相对人的期待性利益。建议以行政相对人的期待性利益为判定标准，更符合现代民主司法社会对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要求。
根据我国行政法架构的设定，建议将原告资格的认定限于初级阶段的事实上的利益。这样做不是忽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是限制恶意行政诉讼滥觞倾向，尊重国家赔偿诉讼程序。这种设置能够提高行政层面维权的经济效益，降低维权成本。
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一种，应当遵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条文进行适用。根据法律规定，只有行政赔偿诉讼案件和行政机关依法给予补偿以及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适用调解。这意味着在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诉讼中，调解只能在特定情况下适用。必须首先判定行政主体是否构成行政不作为，然后再审理是否应当进行国家赔偿。
行政不作为频发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减损。国家赔偿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国家赔偿费用的追偿程序，该程序能够平衡公权益与私权益之间的博弈。然而，司法实践中对行政不作为的踌躇态度加剧了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费用追偿模式属于不可诉的行政模式，这是对国家赔偿责任认知的错误。可诉性行政模式能够给予有关责任人员正当程序权利，保障其合法权益，实现程序正义。应当正确认识到国家赔偿费用追偿关系属于具有公法性质的债权关系。
建议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国家赔偿追偿权，这样能够提高程序效率。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性质，能够处理复杂的法律性问题，解决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追偿争议。此外，检察机关作为统一的追偿主体能够确保追偿程序的统一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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