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代表人诉讼制度的重要性及现状

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群体性纠纷，如产品责任、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受损等。这些纠纷涉及的权利主体规模庞大、分布广泛，为了保护大批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避免重复诉讼和判决相互矛盾的后果，代表人诉讼制度日益显现其重要性。然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可行性不足和制度缺陷，需要进行完善。

群体诉讼案件的增多

自1997年首例代表人诉讼胜诉以来，越来越多的群体诉讼案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涌现。例如，2000年上半年，日本东芝公司因笔记本电脑质量瑕疵赔偿美国消费者10亿美元，但对中国消费者仅赔偿“补丁”；三菱帕杰罗越野吉普车的安全隐患问题引起中国政府重视，中国消协为消费者提供了向三菱公司索赔的法律依据和渠道；还有日本航空公司服务人员歧视中国籍乘客的代表人诉讼案件，以及中国电信“200卡”引起的清华大学学生与中国电信之间的代表人诉讼等。这些群体诉讼案件对我国法治建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反映了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和司法制度的完善。

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渊源及理论基础

代表人诉讼实质上是一种群体诉讼，起源于英国衡平法院，旨在解决工业革命引发的同类违法事实导致多个当事人受损的纠纷。群体诉讼制度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70年代的消费者保护运动。随着相关案件的增多，日本、德国、法国等国也相继建立了代表人诉讼制度。

代表人诉讼的重要理论基础是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即从私益诉讼到公益诉讼的过渡。私益诉讼是为保护个人所有权而设立的诉讼，仅特定人才能提起；而公益诉讼旨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市民均可提起。当侵犯的个人利益较小时，个人享有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救济的权利；当侵犯的利益较大时，同时侵犯了社会和国家利益，由检察官代表国家通过刑事诉讼来救济；当加害方所获得的“非法利益”总额较大，而受害方是“小额多数”时，传统的一对一私益诉讼对受害方不利，已构成对社会利益的侵犯。因此，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和社会秩序，代表人诉讼制度赋予诉讼代表人一种特殊的诉权。

然而，这种理论基础与民法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存在矛盾。民事诉讼程序要求保证当事人主张自己的民事权利的自由，法院在未被起诉的情况下不得主动干涉法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构建需要在保护“小额多数”利益的同时，找到与民法原则的平衡点，因此需要具备极强的技术性。

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4、55条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但在面对日益增多、种类繁多的纠纷时，该制度需要赋予新的内涵。例如，东芝笔记本电脑案反映出我国在程序法方面的不完善，导致消费者难以维权。因此，需要对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完善，以适应现代生活中数量增加的纠纷。

综上所述，代表人诉讼制度在保护大批受害人合法权益、避免重复诉讼和判决相互矛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现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可行性不足和制度缺陷。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完善，以适应群体诉讼案件的增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