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李*安为男性,现年41岁。被告为武昌县人民医院。
1994年4月5日,李*安因胃出血住院治疗于武昌县人民医院。在同月11日,该院对李*安进行胃切除手术时,输全血1000毫升。该血源为武昌县人民医院献血队队员丁瑞云所献。然而,丁瑞云献血时,武昌县人民医院未按照卫生部规定的献血操作规程对其进行肝功能等健康项目检查,仅凭其提供的1994年4月7日江苏省邗江县人民医院检查肝功能正常报告单,就采集了该份血液。丁瑞云献血后回到原籍,纠纷发生后及诉讼期间其去向不明。
同年4月25日,李*安病愈出院。然而,不久后李*安感到身体不适,并出现呕吐等症状。于6月2日,经湖北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查,诊断为丙型肝炎。随后于6月7日,李*安再次住院治疗于武昌县人民医院传染病科,至同年9月16日经检查肝功能正常出院。在此次住院治疗期间,李*安欠武昌县人民医院医药费8664.73元。此外,李*安还先后在湖北省中医院、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武汉市第七医院等医院接受治疗,均诊断为术后输血感染丙肝病毒,共计花费32587.14元,其中单位已报销17696.13元,李*安自行承担6226.28元,欠武昌县人民医院8664.73元。此外,治疗期间李*安还因误工损失2805元。
1995年3月23日,李*安向湖北省武昌县人民法院(现称江夏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被告武昌县人民医院在手术输血过程中感染了丙型肝炎。李*安表示为了彻底根治丙肝,需要15万元医药费,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该费用。被告武昌县人民医院辩称李*安在该院住院及治疗情况属实,但对于李*安感染丙肝的主张缺乏理论依据和实际可能。经多次检查,李*安的血液中并无丙肝病毒存在,仅有丙肝抗体。因此,被告认为李*安并非现症丙肝病人。此外,被告指出上级医疗部门在1994年只要求检查血象和乙肝,未规定检查丙肝。被告请求法院驳回李*安的诉讼请求,并提出反诉请求,要求法院判令李*安支付他在1994年6月7日至9月16日在该院住院治疗期间所欠的医药费8664.73元。
武昌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北医科大学法医于1995年6月24日作出鉴定,结论为:李*安手术前查肝功能三抗均未发现异常,无乙肝及严重的肝脏病变,李*安丙型肝炎的临床诊断成立;其发病与输血的概率为80%左右;目前对丙肝的治疗还无特殊方法,仍以提高自身免疫能力为主;其后期治疗费用无法估计。
武昌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武昌县人民医院在为李*安进行手术输血时,违反了国家卫生部1994年29号令中关于血液检查项目的规定,其中包括丙型肝炎的检查。医院未对供血者进行健康项目检查,造成李*安输血后感染丙型肝炎的严重后果。根据法律规定,医院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此,法院支持了李*安的起诉请求,但其请求赔偿15万元缺乏证据,故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后期治疗费用,法院将另行处理。武昌县人民医院的辩称及反诉请求被法院驳回。
基于保护公民生命健康权不受侵害的目的,武昌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于1995年8月31日作出如下判决:
一、武昌县人民医院应向李*安赔偿医药费8664.73元(截至1995年7月10日),该款用于抵扣李*安所欠武昌县人民医院的医药费8664.73元。
二、驳回双方当事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然而,李*安对此判决不服,以自己还有一些医疗费用未得到认定为理由,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一起医疗纠纷案件,患者因病情恶化在被告芦溪县大安中心卫生院接受治疗,最终不幸身亡。针对此事件,存在三种争议意见,分别是被告应赔偿、被告不应赔偿但应补偿、以及被告不应承担责任。争议焦点包括是否误诊、抢救时间是否延误、助理医师的资质问题以及家长的责任等。
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诉讼范围,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行政许可等十二种情况不服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具体内容。该法规定了详细的诉讼范围,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
行政管理相对人在面对行政争议时的自由选择制度和复议前置制度。前者允许当事人选择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解决争议,但选定复议后不能再申请诉讼;后者则规定必须先经过行政复议程序,对复议决定不服才可提起诉讼,且需在特定情况下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因医疗过错引发的纠纷案件。患者张某因咳嗽就诊被误诊为肺结核并接受治疗,后确诊为左上支气管肺癌晚期,最终死亡。家属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县医院和县结防所承担民事责任。作者认为虽然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存在医疗差错,医疗机构应承担民事责任。判断医疗机构是否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