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出售后对债务的承担方式

什么是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是指由国家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在中国还包括由地方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国有企业的行为受政府意志和利益的影响。国有企业既是营利法人，也是公益法人。其营利性体现在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而公益性体现在实现国家调节经济目标，调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发展。

特殊中央企业的责任

除了广义和狭义定义的中央企业外，我国的特殊中央企业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着特殊责任，这些企业归国务院直属管理，企业属于正部级。

国有企业出售后的债务承担方式

各国商法的规定

各国商法对于企业在营业转让后，新的企业主即买受人是否对原有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规定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如果没有特别约定，随着营业的转让，营业上的债务也会转移给买受人。除非债权人同意免除转让人的债务责任，转让人仍然需要承担责任，可能构成“不真正连带债务”。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买受人是否继续使用原商号会影响债务承担的安排。如果买受人继续使用商号，就需要承担转让人因营业而产生的债务，除非买受人及时登记或通知第三方表示不承担转让人的债务。如果买受人不继续使用商号，就不需要承担转让人的营业债务，除非买受人通过广告等特殊方式表示愿意承担债务。买受人可以通过契约方式来实现债务转移。这种安排基于商号对外法律效果和营业财产的意义。

我国商法的规定

《规定》从保护原企业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对国企出售后原企业的债务承担和转移问题进行了详细规范。根据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售出后，买受人将所购企业资产纳入本企业或者将所购企业变更为所属分支机构的，所购企业的债务由买受人承担。但买卖双方另有约定，并经债权人认可的除外。”根据相关规定，我国最高院针对企业出售后的债务承担和转移问题所做的制度安排与其他市场国家的商法有相似之处，也有一些差异。《规定》强调尊重企业出售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排除债务承担的强制性安排。与其他国家的商法相比，《规定》更加注重买受人对出售企业原债务的承担，即买受人应当直接或间接承担所购企业的债务，除非买卖双方另有约定并经债权人认可。通过这种安排，《规定》希望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因企业出售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而韩国、日本等国的商法则将转让方视为当然的责任主体，只有在买受人继续使用转让人的商号时，才需要承担原营业债务，设有登记免责或通知免责的制度安排来免除买受人的债务清偿责任。此外，在买受人应当承担转让人营业债务时，为了稳定市场交易秩序和财产流转关系，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这些国家的商法大多设立了营业出让人债务消灭的除斥期限。

从上述可以看出，《规定》对企业出售后买受人的责任要求更为严格，没有将出让人视为债务承担的当然责任主体。然而，这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和妥当性仍然有待商榷。企业出售与一般的企业资产买卖不同，因为企业出售涉及到整个经营实体的转让，但并没有改变买卖行为的本质，也没有改变之前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如果企业将几乎所有资产出售，实际上可以达到营业转让的效果，并且很可能规避法律对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性限制。此外，根据债权法原则，对于原有债务的转移必须征得债权人的同意或认可。因此，《规定》强制性地要求买受人作为债务承担的当然主体，反而要求出让人只有在约定由其承担债务清偿责任时，才需要债权人的认可，这可能本末倒置。由于《规定》将买受人视为债务承担的当然责任主体，因此在第二十八条规定中，参照公司法对公司合并时通知债权人的规定，要求出卖人向债权人公告通知。然而，这种要求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在公司合并时，债权债务的继承是法定的，对债权人的利益影响重大，因此法律应赋予债权人异议权，为债权人提供充分的救济机会和手段。然而，企业出售不应导致原营业债务的当然转移，营业出让人不应当然地将债务转移给买受人。如果买受人继续使用原营业商号，或者买受人通过广告等特殊方式自愿承担该营业的债务，买受人和出让人之间可能构成“不真正连带债务”，共同对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因此，可以看出，企业出售和公司合并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出让人不应当对债权人承担强制公告通知的义务。此外，作为债权人异议权的保护程序，即使债权人在公告期内未申报该债权，也不应该导致买受人免责的法律后果（只有在买受人应当承担不真正连带债务时，才可以免责）。从法理上讲，债权人程序性义务的不履行应成为债务人行使抗辩权的事由，但不应产生直接消灭当事人之间实体债权债务的法律后果，更不能将债权人的救济性权利变成义务，从而对债权人不利。

实际上，企业出售时的买受人相对于出让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处于外部关系人的地位。对于出让人和债权人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买受人事实上处于信息劣势地位。买受人在受让营业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了解其所承担的债务，或者确定出让人在该营业上享有的所有权益。买受人唯一能确定的是该营业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并以此作为是否受让营业的基本依据。如果制度对买受人施加过重的责任，反而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法律风险，阻碍潜在投资人购买企业，这显然与制度设计初衷相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对于国企出售的相关制度设计和安排仍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以实现出让人、买受人和债权人利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