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其中第20条和第64条是关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公司法》第64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这两条规定的适用范围和相互关系,学界存在不同的理解。
有的学者认为第20条的规定不适用于一人公司,一人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只能适用第64条的专门规定。而有的学者认为第64条规定只适用于一人公司,不能适用于非一人公司。
在我看来,第20条作为公司法总则部分的规定,可以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公司,包括一人公司。这意味着除了违反第64条规定导致公司人格被否认外,一人公司还可以因为违反第20条规定(即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而被否认公司人格。这种效力不仅取决于第20条在《公司法》总则中的地位,还取决于一人公司的特点。一人公司由于公司的控制权集中于股东一人,是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和主要适用对象。其他类型的公司的独立人格可能因第64条以外的原因导致依据第20条被否认人格。因此,没有理由否认在哪些场合排除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对一人公司的适用。此外,第64条本身的内容也应当起到决定作用,从内容上看,第64条可以理解为关于第20条适用于一人公司场合举证责任的规定。在一人公司的情况下,只要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就可能导致公司人格被否认。股东对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以及自己不存在财产混同等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应当负举证责任。因此,第64条不仅适用于形式上的一人公司,也适用于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当然,对于实质上一人公司的认定,还需要由司法解释明确规范。
法院是否能够依职权主动作出否认公司人格的判决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涉及到法院的职权和当事人的诉权。针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处理方式。
一种处理方式是,无论原告有无否认公司人格的诉求,只要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有否认公司人格的情形,就可以依职权直接作出否认公司人格的判决。
另一种处理方式是,公司人格否认之诉必须由原告在诉状中明确提出,直接要求否认公司人格并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般不得依事实与职权主动作出否认公司人格的裁决。
我支持后一种处理方式,因为否认公司人格之诉必须有股东被告。如果仅诉讼公司而未起诉有责股东,那么这个诉讼就与一般的民事诉讼无异,不构成必要的共同诉讼,法院也无权主动追加被告。如果允许法院超出原告之诉主动否认公司人格,另行确认有责被告,这不仅与民诉法的相关规定相悖,还可能导致在举证责任的分担和诉讼后果的承担等方面产生难以解释的矛盾。因此,我认为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回归为当事人的权利,而否定为法院的职权,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此外,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是否追加有责股东也不属于法官释明权的范畴,法官也无需主动行使释明权。
有观点认为,只有在破产程序或执行程序中才能确认公司是否具有清偿能力,是否需要否认法人人格。因此,公司人格否认只能存在于破产程序或执行程序之中。
我认为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只要符合公司否认法人人格的要件,法院在案件审结前就可以依原告请求作出否认法人人格的判决或裁定。当然,在破产程序中如果发现有否认公司人格的情形,债权人也可以提出公司人格否认之诉,这实际上也是为破产诉讼增加债务人。至于在执行中是否改变原判决,执行做出公司人格否认的裁定,我对此持否定态度。原则上,不能提出否认法人人格之诉,没有法院作出的否认公司人格的判决,就不得在执行中直接依职权做出否认公司人格的裁定。
股东代表诉讼后公司的重新起诉问题,包括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地位以及法院如何处理相关起诉情况。公司不能再以同样的诉讼主张提起诉讼,可以申请再审。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地位具有综合性,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界定,包括形式被告、实质原告、第三人和证人等不同
中国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救济对象、诉讼当事人以及适用条件。原告资格限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股份有限公司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1%以上的股东。该制度救济的是公司权利和利益,而非个人。股东需先经过公司内部救济程序后才能提起诉讼,只有在特定情况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民事强制执行中的应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基于公司人格独立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针对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纠正机制。它强调了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并指出在特定情况下否认公司人格是追求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合理。在民事强制执行中,引进
公司人格制度的实质,即股东的责任有限化。公司被法律拟制为具有民事权利主体资格的“人”,拥有独立财产和承担独立责任。这层“面纱”将公司人格与股东个人人格分离,保护股东利益并鼓励投资。然而,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损害债权人与股东的合法权益,妨碍金融秩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