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权利的取得需要当事人自己提出申请，权利要求范围的大小是当事人自己确定。
二是权利的保护是权利人自行启动，适用“不告不理”原则，除非涉及到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等一般不适用于公权力介入；
三是权利的利用以及如何利用也是权利人自行开展，权利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本能，在利用过程中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除非国家有法律规制。
基于上述认识，显而易见知识产权权利的产生、利用和保护都是权利人自己的事情，政府的责任是建立良好的法律环境，在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上，更多的应是权利人作为民事主体自行启动民事程序从而得到民事救济。只有少数情况下对公共利益等造成危害时，才启动行政执法。
行政限制的性质和特点，包括行政机关对物权施加的约束、直接性质、非惩罚性质、对被限制人的不利性质以及与权利移转的区别等。行政限制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而采取的直接约束物权行使的非惩罚性行政行为。行政限制不等同于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其关注的是物权行使
非法行医的法律责任及其涵盖范围。包括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等方面。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将构成非法行医罪，并受到相应处罚。非法行医罪情节严重包括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传染病传播等情形。违法行医机构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
非法行医与无证行医的区别。非法行医指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擅自从事医疗活动，可能涉及刑事处罚；无证行医则指无医师执业资格的人冒充执业医师行医。非法行医罪侵犯的是国家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制度和公众生命健康，而非法经营罪则主要扰乱市场秩序。无证行医者常自称有独特
赔偿标准是损害赔偿的核心问题。作为一种衡量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准则，它直接影响到赔偿范围以及赔偿数额的确定。由此可见，以被告获利作为损害赔偿的标准达不到“补偿”受害人的目的，这有悖法律保护权利人合法权利、制裁违法行为人的宗旨。再次，从“损害赔偿”自身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