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存疑案件是客观存在的。在对存疑案件的处理上，历来有"疑案从有"和"疑案从无"之争，集中体现了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与社会保护机能之间的价值冲突。二战以后，受人民主权学说、人权保障论和危险责任论等理论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世界上许多国家大幅修改刑事诉讼法典，将人权保护列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并相继制订了国家赔偿制度。
随着建国初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日趋稳定，我国于1954年颁布的宪法第97条规定了"由于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明确了我国国家的赔偿责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体系逐渐形成，社会公民个体的权利及其保障得到了更加应有的重视。1982年《宪法》重新规定了国家赔偿责任，《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对此也都作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1994年颁布了《国家赔偿法》，标志着我国建立了国家赔偿制度。1996年修改了刑事诉讼法法典，确立了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等司法原则，更突出了对公民人权的保障。
根据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人身自由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固有的、基本的权利，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得对其加以非法剥夺和侵害。由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危险性，国家在行使司法权力时，难免会使少数无辜公民的权利受到损害。为使受到损害的无辜公民的权利得到恢复、精神上得到抚慰，国家就应该勇于承担责任并给予赔偿。给予最终在法律上被认为无罪的存疑不起诉或宣告无罪者以赔偿，实质上是把本来就属于他们的利益归还给他们而已。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或无罪判决。这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给予存疑案件以国家赔偿，符合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
我国国家赔偿法采纳的是违法归责原则为主兼采严格责任的二元归责原则。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法律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对存疑案件予以赔偿，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存疑案件是指因证据不足而导致人民检察院撤案、不起诉，或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案件。对于这类案件是否应该给予国家赔偿，存在不同的观点。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因证据不足作出撤案、不起诉或无罪判决的案件，应当依法进行确认。对于存疑案件不应该赔偿的观点，是对该规定的曲解。根据该规定第八条第（三）规定，对存疑案件不予确认的情形只限于对有证据证明有部分犯罪事实的人而逮捕的案件。根据刑诉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贪污4000元不能构成犯罪，因此，对王某应予以国家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在给陕西省高级法院的复函中认为，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决定不起诉或撤销案件的，应视为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给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应视为对案件作出了无罪的决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赔偿义务。这些司法解释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也与修正后的刑诉法不相冲突。
对于存疑案件是否给予赔偿，存在两种观点，即“否定说”和“折衷说”。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一些问题。根据刑诉法的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的首要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对于“有证据”的具体界定标准，不同的承办人、承办机关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导致处理结果不一。此外，根据“折衷说”的观点，存疑案件的撤案、不起诉或宣告无罪并不是对违法侵权事项的确认，而是要经作出拘留、逮捕决定的机关另行审查确认，这种结果不符合司法原则，也不利于赔偿请求人。
由于我国刑事赔偿立法相对滞后，现有的赔偿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尤其是对存疑案件是否给予赔偿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先作出立法解释，统一执法标准，待时机成熟后再作立法修改，将现行赔偿法的混合归责原则变更为统一的严格责任原则，最终解决存疑案件的赔偿问题。如果目前难以统一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可以在现有的混合归责原则框架下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对那些曾受到错误羁押而又得不到国家赔偿的存疑案件当事人给予适当的国家补偿，以保护人权。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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