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指法律明确规定的并经法院判决的、由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加害人承担的、赔偿数额超出受害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其主要目的在于严厉惩罚特定的不法加害者并威慑和遏制潜在的不法行为人。
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具有公私混合法的性质。它既是国家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进行的强制性干预，也包含着对受害人提供补偿损害的一面。惩罚性损害赔偿是一种严厉性程度较高的民事责任形式，严厉程度高于补偿性赔偿责任。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一种民事责任形式，其适用范围、赔偿数额和法律条文必须明确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的主要目的是惩罚、遏制不法行为。惩罚性损害赔偿不以受害人实际遭受的精神损害为前提。
惩罚性损害赔偿具有补偿功能、惩罚功能、遏制功能和激励功能。它可以使受害人得到充分的经济补偿和精神上的抚慰，同时对加害人进行惩罚和制裁，防止加害人再次违法。惩罚性损害赔偿可以遏制不法行为的发生，激励受害人积极请求法律途径救济，促使加害人及潜在的加害人对守法的激励。
我国现行民法以等价赔偿、公平原则为主导思想，未独立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是因为惩罚性赔偿的性质与大陆法系的补偿性赔偿思维不相吻合，且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尚未形成良好的基础。此外，惩罚性赔偿的数额难以确定，过高的惩罚性赔偿阻碍经济发展。
我国传统民法的同质补偿原则在补偿受害人损失方面存在固有的缺陷，无法完全满足受害人的需求，也无法有效制裁经济实力雄厚的加害人。因此，建立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可以弥补补偿性赔偿的不足，实现功能的互补。
我国已经确立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现实社会基础，同时我国法律体系也呈现出相互借鉴、吸收对方优点的趋势。因此，我们应合理借鉴各国的经验，以适应并满足现实需要，扩大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的适用范围。
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主观恶性较大、道德上应受谴责的行为，其主要功能在于惩罚、遏制不法行为的再次发生，并且只有惩罚性赔偿能最充分保障受害人各种损失的赔偿，维护实质正义。
惩罚性赔偿的数额难以确定，容易导致该制度被滥用。因此，对我国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相关立法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求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由法律明文确定，法官只享有有限的自由裁量权。
建立健全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只有加大处罚力度，施加高额的惩罚性赔偿金，才能有效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同时，惩罚性赔偿的应用也有利于企业主动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具有行为人违反特定民事法律规范所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的特征，同时也是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承担的民事责任。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通常支付给私人原告，而非国家。
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既不是纯粹的公法责任，也不是纯粹的私法责任。它是一种为公法责任，表面上采取私法形式的特殊责任形式。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强调保护个人的私权利，在保护私权平等和公平的同时，也间接保护他人甚至社会的利益。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是民法范畴的一部分，虽然具有经济法的特征，但其本质仍然是民事责任的性质。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是为了弥补补偿性赔偿的不足，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而进行的干预，与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并不矛盾。
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食品安全责任和产品责任领域。然而，随着个人私权遭受外来侵害的危险性增加，侵权责任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建议在不正当竞争责任、垄断行为责任、国家赔偿责任、煤矿安全生产责任、环境污染责任、医药卫生损害责任、商业秘密侵害责任和知识产权类责任等侵权责任领域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
合同领域应以尊重当事人意愿为要旨，因此在合同违约责任领域应限制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合同违约责任主要是为了弥补债权人因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害后果，而非惩罚违约行为。此外，合同违约责任中的损失赔偿范围相对容易确定，不需要借助惩罚性赔偿来补偿受害人。
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对一般的过失行为并不适用。这样才能达到惩罚、遏制非法行为的目的。
被告的行为必须严重违反社会道德水准，超出人们可容忍的范围，才能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这需要法官根据其社会经验进行判断。
受害人必须首先证明已经发生了实际损害，并且该损害是由被告的行为直接造成的。只有造成了实际损害，才有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可能。
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要求被告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损害结果，否则被告无法承担责任。
惩罚性损害赔偿额的确定应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和对加害人的惩罚、遏制为基本原则。
确定赔偿数额的法定基数可以考虑受害人遭受的实际损失和责任主体的受益大小。此外，赔偿数额的法定基数应与酌定因素相结合，考虑加害人的主观过错程度、财产状况、受到的其他惩罚、原告的诉讼费用以及行为的潜在伤害等因素。
鉴于惩罚性赔偿金的滥用和巨额赔偿的问题，我国应限制惩罚性损害赔偿额在一定范围内，例如将最高金额限制在补偿性赔偿金额的三至五倍。
借鉴英美国家立法及司法实践，将其经验和做法有条件地引入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使其更加理性、可操作。
在制定民法典时，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作为损害赔偿责任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明确规定。在制定特别法律时，应明确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我国的惩罚赔偿金计算采取固定金模式，赔偿数额单一，缺乏科学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相关立法中需要进行以下调整：
首先，需要确定赔偿数额的法定基数，作为计算赔偿金额的依据。
其次，应将赔偿数额的法定基数与酌定因素相结合，允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根据个案情况进行裁量，适用不同的惩罚幅度。
最后，应确定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最高额可以为补偿性赔偿金额的三至五倍。这样既可以让侵权行为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也可以有效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和司法腐败。
随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健全，小额惩罚性赔偿案件将逐步增多。然而，过高的诉讼成本和复杂的诉讼程序可能让大多数受害者望而却步，不愿意提起诉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采取以下措施：
消费者可以使用简化的起诉方式，例如口头起诉，以降低起诉的难度。
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结案，采用一审终审制和当庭裁决的办法，以加快纠纷解决的速度。
采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由法官独任审判，以降低诉讼成本，简便、迅速、经济地解决纠纷。
在惩罚性赔偿中需要引入相应的配套制度，以更好地发挥私人执法的公共福利和效益。
首先，应明确追偿的机关，确定由谁来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违法行为人进行追偿。
其次，需要确定追偿的程序，包括追偿的启动、实施和费用的取得，以确保追偿过程的规范性。
再次，应建立对被追偿人的救济制度，以保障被追偿人在错误追偿情况下获得救济的权利和途径。
在惩罚性赔偿中应赋予受害人禁制令和纠正令的请求权，以更好地发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
禁制令可以阻止危害行为的持续发生，纠正令可以通过刊登赔礼道歉声明和更正广告来消除非法行为的影响。
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应允许诉讼被授予处于同样处境且利益相关的消费者代表消费者群体提出诉讼，以降低诉讼的成本并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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