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上对于行贿罪即遂与未遂的认定标准有以下两种学说：
1.“给付说”
认为应以行为人实施给付财物的行为作为既遂的标志，对方是否实际接受贿赂，是否实际为行贿人牟取不正当利益。
2.“牟利说”
认为应以受贿人实际是否为行贿人牟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既遂的标准。理由是，构成行贿罪的法定条件，一是给付受贿人财物，二是牟取不正当利益。这里给付财物并非行贿人的最终目的，其目的是通过受贿人渎职为其牟取不正当利益，从而使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受到侵害。因此，应以行贿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是否达到作为区分行贿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达到目的的为既遂，反之为未遂。
诈骗罪的共犯和从犯的区别。根据我国刑法，从犯是共犯的一种形式，共同犯罪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对于从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诈骗罪的从犯认定标准包括在实施诈骗前的共谋、犯罪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参与次数、行为强
吸毒管制的撤销程序、《戒毒条例》对戒毒人员的权益保障、吸毒成瘾的认定标准和吸毒成瘾严重的认定标准。根据规定，戒毒人员在戒断后未再次吸毒可撤销管制，其入学、就业等权益应受到平等对待，个人信息应保密。吸毒成瘾的认定需具备特定情形，如体内含有毒品成分、使用
犯罪预备行为的相关规定。犯罪预备行为涉及两个成立条件：主观故意和准备活动。主观故意反映了预备犯的恶性，是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主观依据；准备活动包括准备工具和物品以及为达到犯罪目的创造条件的行为，是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对于犯罪预备行为的处罚，可以参照
诈骗罪立案后自愿退还款项的法律处理。根据犯罪情节，主动退还较大金额可减轻处罚，但具体处理还需考虑犯罪情节和法律规定。同时，文章还讨论了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认定标准，包括提出犯意、实施行为强度等因素。从犯对犯罪结果作用较小或未起作用，通常受到较轻的法律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