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严打行动不仅阻碍了国内司法程序的正常运行，而且损害了法治的公正精神。死刑复核权的尴尬地位正是在严打时期形成的。
根据1979年颁布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死刑复核权归属于最高院。具体程序是，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高级法院二审判处死刑，最高院进行复核。
然而，在严打开始后，根据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院将死刑复核权下放至各省级高院。这意味着死刑的二审法院和复核法院合二为一。判处死刑的是中级法院，二审和复核都在高院进行。这样一来，同一法院的审委会在短时间内对同一死刑案件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引发了对死刑复核程序意义的质疑。
值得一提的是，最高院仍保留了一小部分死刑复核权，主要集中在经济案件和危害国家安全等案件上。根据估计，当时由地方高院最后核准的死刑占全国死刑总数的80%以上。
1993年，学者陈*中等得到了一个机会，他接到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电话，被委托组织中国政法大学专家研究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草案。
当时适用的1979年刑事诉讼法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和法治进程。在更多情况下，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诉讼程序的真正功能无法发挥，法治的公正无法得到体现。
陈*中表示，首要的想法是将死刑复核权归属最高院。因为死刑复核在程序上体现了对死刑犯权利的保障，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然而，在下放后，这个程序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存在，令法律界深感痛心。
陈*中领导中国政法大学的28名专家学者，历时一年，提交了修改草案。
最终确定的新法明确规定死刑复核权归属最高院。然而，1997年9月26日，在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前5天，最高院发布通知称，根据目前治安形势和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死刑复核权仍然授权给各省级高院行使。
死刑复核权在严打时期和法律界的争议地位。法律上原本归属于最高院的死刑复核权在严打开始后，部分被下放至各省级高院，引发了对其程序意义的质疑。法律界人士呼吁将死刑复核权归还最高院，以保障死刑犯的权利和对公权力的制约监督。但最终，最高院仍保留部分复核权，大
邱某因连杀11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引发的社会关注与争议。五位法学家呼吁对其做司法精神病鉴定，同时其他轰动性死刑案件也传递出慎重对待死刑和对生命权利的珍视。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的进程，社会舆论出现微妙变化，民意与法律的相互影响和博弈也越发明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中不涵盖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虽然现行刑法和司法解释未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但随着社会进步和公民权利法律观念的加强，要求给予刑事侵权精神补偿的呼声增高。文章主张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障受害人权益、实现公正公平、维护法律
检察院对一审败诉民事判决能否抗诉的问题。在我国，检察院可以根据一定条件对民事判决进行抗诉，包括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等。同时，委托律师打官司时，应注意审查律师资格、了解律师事务所、签订书面协议并明确授权范围等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