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严打行动不仅阻碍了国内司法程序的正常运行，而且损害了法治的公正精神。死刑复核权的尴尬地位正是在严打时期形成的。
根据1979年颁布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死刑复核权归属于最高院。具体程序是，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高级法院二审判处死刑，最高院进行复核。
然而，在严打开始后，根据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院将死刑复核权下放至各省级高院。这意味着死刑的二审法院和复核法院合二为一。判处死刑的是中级法院，二审和复核都在高院进行。这样一来，同一法院的审委会在短时间内对同一死刑案件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引发了对死刑复核程序意义的质疑。
值得一提的是，最高院仍保留了一小部分死刑复核权，主要集中在经济案件和危害国家安全等案件上。根据估计，当时由地方高院最后核准的死刑占全国死刑总数的80%以上。
1993年，学者陈*中等得到了一个机会，他接到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电话，被委托组织中国政法大学专家研究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草案。
当时适用的1979年刑事诉讼法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和法治进程。在更多情况下，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诉讼程序的真正功能无法发挥，法治的公正无法得到体现。
陈*中表示，首要的想法是将死刑复核权归属最高院。因为死刑复核在程序上体现了对死刑犯权利的保障，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然而，在下放后，这个程序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存在，令法律界深感痛心。
陈*中领导中国政法大学的28名专家学者，历时一年，提交了修改草案。
最终确定的新法明确规定死刑复核权归属最高院。然而，1997年9月26日，在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前5天，最高院发布通知称，根据目前治安形势和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死刑复核权仍然授权给各省级高院行使。
死刑复核权在严打时期和法律界的争议地位。法律上原本归属于最高院的死刑复核权在严打开始后，部分被下放至各省级高院，引发了对其程序意义的质疑。法律界人士呼吁将死刑复核权归还最高院，以保障死刑犯的权利和对公权力的制约监督。但最终，最高院仍保留部分复核权，大
检察院不抗诉时被害人的救济途径。当检察院不决定抗诉时，被害人可以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诉、向法院自行起诉或向公安机关提出复议申请。同时，也解释了检察院抗诉的含义，即检察院认为法院判决或裁决存在错误时，依法向上一级法院提出重新审理申请的诉讼活动。这是检察院作
任重道远的死刑复核将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法院，这只是死刑复核程序改革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它仅仅解决了死刑复核权由谁行使的问题，这个问题固然重要，但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如何加强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进一步完善死刑复核的程序，则更加任重而道远。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外，死刑复核都应当公开审理，同时考虑是否设立听证环节，强化公众监督，让阳光成为最好的防腐剂，真正实现死刑的社会公正。
回避的期间，指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及其他适用回避的人员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回避以及有权指令回避的组织和人员指令回避的时间期限。相应地，在案件的侦查、起诉阶段和死刑复核程序中，也应当告知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依法申请回避的权利。刑事诉讼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