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姻登记条例的实施取消了强制性的婚检，加强了对结婚当事人权利的保护，这体现了我国社会进步与法治进步。然而，这也给婚姻登记机关带来了一个难题：是否有权告知婚姻的另一方当事人女方艾滋病筛查实验呈阳性的结果。这涉及到对婚姻登记机关性质的判断，即它是一个登记机关还是一个审查机关。如果只是一个登记机关，它就无权对当事人的行为和选择作出任何评判；如果是一个审查机关，它就必然有告知的责任与义务。
据媒体报道，在新婚姻登记条例公布实施前的一段时间，结婚与离婚的数量大幅减少，而一段时间后这两者的数字又急剧上升。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了人们对新婚姻登记条例的期待与希望。
在新婚姻登记条例公布之前，结婚与离婚这种私人行为被赋予了更多政府与组织的色彩。组织的证明和政府的审查成为了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前提。然而，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将过去一些强制性要求如婚检变为可选择性要求，增强了婚姻的自主性。尽管婚姻双方当事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同时也必须承担由此可能带来的后果。
在新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不久后，四川出现了一起引人瞩目的婚姻登记案。对该案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对我们正确理解、使用法规，并处理由此引发的各种纠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案中，女方患有传染病的医院和婚姻登记机关是否有向婚姻的另一方当事人告知的义务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徐*国副教授从隐私权与公共利益保护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隐私权的保护应以不侵犯他人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当隐私权与他人权利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需要权衡各种利益，个人权利必须让位于社会利益的保护。
在男方知道女方病情的情况下，他可以选择是否与女方结婚。但如果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结婚，无论是医院、婚姻登记机关还是女方，都可能面临侵权之诉。因为医院侵犯了男方的知情权，女方侵犯了男方的生命健康权。此外，如果女方明知自己病情仍隐瞒并坚持与男方结婚，她可能会面临更严厉的追究。
婚姻登记机关是否有告知的义务与其性质有关。作为政府机关，婚姻登记机关有权审查婚姻资格和结婚要件，同时对结婚双方负责。当婚姻登记机关发现一方患有传染病时，限制和阻断疾病传播是政府的责任。因此，婚姻登记机关必须履行告知的义务。个人隐私权不能滥用或扩大解释，当它直接威胁到他人利益和生命健康时，隐私权应受到限制。范*信教授也强调，尽管结婚是每个人的权利，但婚姻的自主性和双方自愿是在相关信息公开、当事人自主选择和决定的基础上实现的。如果婚姻登记机关未履行告知义务，实际上侵犯了一方的婚姻自由权。
因一方劳改对方提出离婚的，应在保护婚姻自由的原则下，考虑有利于劳改人员的改造，以及刑期长短和罪行的性质等情况，予以处理。 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规定，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的，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非服刑方可向其住所地的人民法
有权提出撤销婚姻效力的申请人只能是因胁迫结婚的被胁迫人。为了贯彻执行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让受胁迫方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婚姻意志，婚姻法规定，尽管胁迫的婚姻已经成立，但是受胁迫方仍可以在胁迫的婚姻成立后向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提出
结婚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依法缔结婚姻关系的自由。结婚自由主要有两点内容：一是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且意思表示真实，不容许任何一方对他方进行强迫或者任何第三者加以包办及非法干涉。结婚自由还包括再婚的自由和不结婚的自由。离婚自由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夫妻双方
本案中双方的协议以张某提出离婚为前提，违背了我国婚姻法关于婚姻自由的基本塬则。婚姻双方及其他任何人均不得通过对他人人身或财产的限制来干涉他人的婚姻自由，且双方约定离婚时子女一定要由林某抚养也与法律规定的塬则不相符，因此该协议属无效协议。当事人双方的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