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告人无主观恶意、社会危险性较小时是否应被判处实刑的问题
本文以一起交通事故中发生的法律问题，引发出一系列的法律思考：被告人无主观恶意、社会危险性较小时是否应被判处实刑的问题;被害人过错的责任分担问题;法庭是否有权擅自变更原告的诉请问题;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同命不同价”问题;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的问题;关于刑事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以呼吁社会关注，惩罚犯罪行为的同时重视附带民事赔偿问题，完善法律制度，减少合法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根本性地化解矛盾，帮助刑事被害人早日解脱困境。
二、被害人过错的责任分担问题
事故发生后许某在医院就治14天，就在有效治疗渐渐康复时，许某及其家属不听医院劝阻擅自转院治疗，转院过程中许某死亡。这一结果是李某所不能预料，也是不希望出现的。事故发生时的责任认定是许某负次要责任，而后许某的死亡又是因为许某的另一过错间接造成的，这部分责任是否可以无视，依然认定肇事者李某负事故主要责任而判处刑罚并承担民事赔偿部分的80%，笔者认为显失公平公正。事故发生后许某没有马上死亡，而是治疗近半个月后非医治无效而死亡，期间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有2万余元，如果事故中许某不幸当场死亡，赔偿金就没有后期的医疗费用了。这一点应该在对李某刑事处罚和民事赔偿责任划分有所考虑，遗憾的是该案判决忽视了这一点。
三、法庭是否有权擅自变更原告的诉请问题
本案中法庭擅自变更了许某的诉请，使索赔额多出1.14万元。变更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的第三十五条规定伤亡赔偿金按“上一年度”本省公布的经济数据计算，其中“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原告起诉是在2008年3月，当时安徽省2008年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还没发布，所以诉求中索赔的计算依据是按2007年公布的赔偿标准。而民事诉讼开庭审理时已经5月份，这时2008年的赔偿标准已经发布，计算出的赔偿金相应提高了1.14万元。
四、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同命不同价”问题
交通事故发生后需要处理的就是索赔问题，而计算赔偿依据是根据各省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国民经济统计数据，然后看索赔方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城镇居民还要分在职的、待业的、退休的。本案中许某是农民，其死亡赔偿金按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计算20年为71126元。如果许某是城镇居民或者长期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其死亡赔偿金就是229472元，是农民户口的3.22倍。若许某是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则这一赔偿金就是443600元，是农民户口的6.23倍。若许某是一名飞机驾驶员或某发达国家的外籍人士则赔偿金将达上百万，要让李某拿出这笔巨款的话那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简单对比就会发现，因依据不同户口和职业等因素而计算出的赔偿金额差距之巨大。
五、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的问题
显然这起交通事故不管是对肇事方的李某，还是受害方许某及其家庭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部分得不到有效执行，被害人及其家庭不能得到应有赔偿的情况下，就需要国家给予救助，由国家设立一项救助基金。该基金由财政拨款、各种罚没款、社会捐助等构成，专门用于支付给无法得到实际赔偿的被害方。我国的温州等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建立了该项基金，并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被害人更需要获得赔偿，满足其基本生存的需要，以减轻不法侵害造成更深层的影响，这才符合司法的公平和正义。
六、关于刑事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本案被害人许某的家人选择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目的是为了增加精神损害赔偿金，却为此多缴纳了民事诉讼的受理费，如与刑事案件合并审理则不会出现该笔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形式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法理上说对被告人判处实刑就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抚慰，所以诉请的8万元精神抚慰金缺少法律依据没有得到支持。但因这部分金额而多缴的诉讼费用却仍由被告人李某承担就显失公平了，对于诉讼费用分担不合理的当事人却没有上诉权，完全由办案法官自由裁量。以上是对一起交通事故中发生的法律问题进行的一系列法律思考。这些问题涉及到刑事犯罪与相关民事赔偿的关系，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为了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完善法律制度，减少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我们需要关注并解决这些问题，帮助刑事被害人早日解脱困境。
我国刑事犯罪与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
判决执行问题
我国现行的刑事犯罪与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尽管判决是合法的，但由于执行问题，这些判决很难真正得到落实。这导致判决书变成了法律白条，被害方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却得不到实际的赔偿。这种情况与我们当前倡导的和谐社会格格不入。
对当事人的影响
每起案件的处理都会深深影响到当事人的人生。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这些案件都对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产生着影响。因此，我们希望“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口号，而是需要国家立法和司法机关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完善立法和规范司法，更好地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样一来，我们能够在社会大家庭内部实现更和谐团结的状态，从而推动整个国家在高速发展的轨道上更健康地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