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范围是否应当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司法实践中争议很大，各方有不同意见。为规范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曾先后下发过四个司法解释。然而，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当事人经济状况不同，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出现了“执法标准不一，赔偿数额过高，空判现象严重”等新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引发了许多涉诉上访问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社会各界反应强烈，要求尽快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的倾向性意见是：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法只应赔偿直接物质损失，即按照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害赔偿，一般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但经过调解，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更大数额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调解不成，被告人确实不具备赔偿能力，而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坚持在物质损失赔偿之外要求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却有困难的被害人，给予必要的国家救助。
(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和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仅赔偿物质财产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同时，刑事犯罪造成财产损失与单纯民事侵权行为造成损失在应当赔偿、能够赔偿以及法理上存在明显不同。依据法律规定，对附带民事案件与单纯民事案件不应适用同样赔偿标准。
(2)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告人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可供赔偿，如果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判其高额赔偿，必定要打法律“白条”。由于无法得到实际执行，既影响裁判的权威，更常常引发被害方上访、闹访问题，法律与社会效果均无法保障。
(3)简单套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标准会导致被害人对巨额赔偿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一旦被告人不能足额赔偿，就认为其没有悔罪诚意和表现，导致民事调解根本无法进行，并进而在刑罚诉求方面坚决要求对被告人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甚至以缠讼、闹访相威胁、要挟，严重影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政策的贯彻落实，严重影响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4)高额赔偿表面上看似乎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由于刑事案件被告方实际赔偿能力很低，甚至没有，而被害方“要价”又太高，导致实践中许多被告人亲属认为，与其东借西凑代赔几万元被害方也不满意，索性不再凑钱赔偿，结果造成被害方反倒得不到任何赔偿。命案中这种情况尤为普遍，直接导致的结果是被害方的境遇更加悲惨，既不利于被害方权益的切实维护，也不利于社会关系的及时修复。
(5)解决这一问题应当立足实际，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国情，严格依法审判，并着眼于案件裁判的实际效果，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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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填补法律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空白。本文建议通过修改司法解释的形式，先行纳入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最终将精神损害纳入法律的规定。
鉴于目前尚不能普遍实行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一些少有物质损失而精神损害尤其突出的犯罪，采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规定。例如，对于性犯罪、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名誉权、荣誉权等犯罪行为，被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建议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案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并综合以下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同时，考虑到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特点，建议对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金设定下限，以确保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
开发商不为购房者办理房产证引发的仲裁程序及相关所需材料。当发生争议时，购房者可通过仲裁解决，需准备购房合同、仲裁协议、当事人身份证明、仲裁申请书等材料。仲裁申请需满足存在仲裁协议、具体请求和事实、理由等条件。开发商不办房产证的处理方式包括根据合同约定
出租房失火案件中责任认定与赔偿划分的问题。需依据公安消防机关出具的《火灾事故调查报告》处理火灾案件，受害人和责任人对报告无异议，若存在异议可申请复核。公安机关根据报告认定责任是否构成刑事案件，受害方可以向责任方提起民事或刑事赔偿诉讼。
轻伤立案的时限和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报案后三天内决定是否立案，并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进行具体操作。同时，文章还介绍了轻伤与轻微伤的本质差别及法律后果，建议查阅《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以获取更详细的鉴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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