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案件中,当事人及法官对于该案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方某对汪某之子进行的捐资助学款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属于不可撤销的赠与。此外,方某有强行赠与之意,导致汪某无法拒绝,因此方某不能再要回该款。另一种意见认为,方某对汪某的赠与款是以与汪某结婚为条件的,在汪某不与方某结婚的情况下,方某所附条件不成就,因此方某的赠与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该赠与行为针对的是汪某之子这一特定对象,不具备社会公益性质,方某享有要回所赠与款的权利。
根据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无偿将自己的财产给予受赠人,而受赠人则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如果一方有赠与的意图,而另一方没有愿意接受赠与的意图,或者只有一方愿意接受赠与,而另一方没有赠与的意图,赠与合同均不能成立。因此,前文中所谓的“强行赠与”的观点不能成立。
我国法律允许在赠与时对受赠人附加一定的义务,也可以通过附加条件或期限来调整赠与的法律效力。但是,附加条件或期限的赠与和附加义务的赠与有着严格的区别。在附加义务的赠与中,所附加的义务与赠与合同本身的法律效力无关,不会因为所附加的义务而解除或者延缓赠与的效力。而在附加条件或期限的赠与中,条件或期限的成就与否直接关系到赠与的生效或解除。在本案中,方某以与汪某结婚为目的进行的赠与行为属于附加条件的赠与,而不是附加义务的赠与。只不过方某所附加的条件属于法学理论上的延缓条件。
在汪某拒绝与方某结婚的情况下,方某设定的条件未能成就,因此该赠与行为虽然成立但不具备法律效力。汪某此时占有方某的5000元款项即失去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承担返还义务。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财产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救灾、扶贫等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或经过公证的赠与除外。在财产转移后,在法定条件下,赠与人也可以向受赠人追回财产。
在本案中,由于汪某将该款用于其子的学费,受益对象明确,利益内容确定。而社会公益具有公共性,是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多数人支持和享有的共同利益。其最大特征在于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和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代表了社会公共道德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本案中的赠与并不具备社会公益性质,而且也未经过公证,方某有要回赠与财产的权利。因此,法院判决汪某返还方某5000元。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在财产转移给受赠人后,原则上赠与人不能要回赠与的财产,尤其是在赠与行为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或经过公证的情况下更不能要回赠与的财产。但是,在受赠人没有成就赠与人设定的赠与条件或没有履行赠与人设定的特定义务的情况下,赠与人有权要回其赠与的财产。
方某与汪某在家庭离异后经婚姻介绍所介绍认识,相处一段时间后,方某于2005年4月将装有5000元现金及写有“你好,请收下我捐资助学款5000元”的纸条交给被告汪某,但汪某未接受。几天后,方某再次将5000元现金及一封写有“如你不能与我结婚,就履行借钱的普通规则,有文字为证”内容的信交给汪某。汪某收下了这笔款项,并将其用于其子的学费。同年12月,方某要求与汪某结婚未果后要求汪某“立刻写借条或尽快退款”,但汪某始终未退款也未写借条。方某将此事告至法院后,汪某以方某的行为系公益性助学赠与为由拒绝退款。法院判决汪某一次性返还方某5000元。
王女士与李先生二婚后共同贷款购买房屋,李先生因脑血栓住院无法言语时,王女士发现丈夫将房屋抵押并涉及多个贷款材料的情况。王女士对此提出质疑,推测可能是为家里亲戚筹集资金。然而,涉及到的李先生的女儿和前妻表示并不知情,对王女士的猜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解释
婚姻无效的情形。根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且婚后尚未治愈的疾病以及未达到法定婚龄等情况下的婚姻无效。婚姻合法性是基本属性,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才具有法律效力。规定无效婚姻是防治违法婚姻的必要
赠与财产权利转移前后的撤销权问题。在权利转移前,赠与人有权基于特定原因撤销赠与;权利转移后,受赠人如严重侵害赠与人或其近亲属、不履行扶养义务或未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亦可撤销赠与。同时,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有权在受赠人违法行为导致赠与人
父母赠与房产给未成年子女的法律规定。根据《合同法》和最新《民法典》的规定,父母可以通过签订赠与合同的方式将房产赠与子女,包括办理赠与手续的具体流程和所需费用。手续包括签署确认书、评估费用、办理赠与公证、缴纳税费和新房产证办理等。如果是直系亲属或姻亲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