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案件中,当事人及法官对于该案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方某对汪某之子进行的捐资助学款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属于不可撤销的赠与。此外,方某有强行赠与之意,导致汪某无法拒绝,因此方某不能再要回该款。另一种意见认为,方某对汪某的赠与款是以与汪某结婚为条件的,在汪某不与方某结婚的情况下,方某所附条件不成就,因此方某的赠与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该赠与行为针对的是汪某之子这一特定对象,不具备社会公益性质,方某享有要回所赠与款的权利。
根据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无偿将自己的财产给予受赠人,而受赠人则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如果一方有赠与的意图,而另一方没有愿意接受赠与的意图,或者只有一方愿意接受赠与,而另一方没有赠与的意图,赠与合同均不能成立。因此,前文中所谓的“强行赠与”的观点不能成立。
我国法律允许在赠与时对受赠人附加一定的义务,也可以通过附加条件或期限来调整赠与的法律效力。但是,附加条件或期限的赠与和附加义务的赠与有着严格的区别。在附加义务的赠与中,所附加的义务与赠与合同本身的法律效力无关,不会因为所附加的义务而解除或者延缓赠与的效力。而在附加条件或期限的赠与中,条件或期限的成就与否直接关系到赠与的生效或解除。在本案中,方某以与汪某结婚为目的进行的赠与行为属于附加条件的赠与,而不是附加义务的赠与。只不过方某所附加的条件属于法学理论上的延缓条件。
在汪某拒绝与方某结婚的情况下,方某设定的条件未能成就,因此该赠与行为虽然成立但不具备法律效力。汪某此时占有方某的5000元款项即失去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承担返还义务。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财产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救灾、扶贫等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或经过公证的赠与除外。在财产转移后,在法定条件下,赠与人也可以向受赠人追回财产。
在本案中,由于汪某将该款用于其子的学费,受益对象明确,利益内容确定。而社会公益具有公共性,是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多数人支持和享有的共同利益。其最大特征在于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和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代表了社会公共道德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本案中的赠与并不具备社会公益性质,而且也未经过公证,方某有要回赠与财产的权利。因此,法院判决汪某返还方某5000元。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在财产转移给受赠人后,原则上赠与人不能要回赠与的财产,尤其是在赠与行为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或经过公证的情况下更不能要回赠与的财产。但是,在受赠人没有成就赠与人设定的赠与条件或没有履行赠与人设定的特定义务的情况下,赠与人有权要回其赠与的财产。
方某与汪某在家庭离异后经婚姻介绍所介绍认识,相处一段时间后,方某于2005年4月将装有5000元现金及写有“你好,请收下我捐资助学款5000元”的纸条交给被告汪某,但汪某未接受。几天后,方某再次将5000元现金及一封写有“如你不能与我结婚,就履行借钱的普通规则,有文字为证”内容的信交给汪某。汪某收下了这笔款项,并将其用于其子的学费。同年12月,方某要求与汪某结婚未果后要求汪某“立刻写借条或尽快退款”,但汪某始终未退款也未写借条。方某将此事告至法院后,汪某以方某的行为系公益性助学赠与为由拒绝退款。法院判决汪某一次性返还方某5000元。
离婚后对方已婚已育抚养权的变更问题。法定事由导致抚养权变更,对方结婚并非法定理由。变更抚养权需满足特定条件,如抚养方情况变化、孩子意愿等。处理变更抚养权案件时,应坚持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原则,考虑双方经济、生活习惯和抚养愿望等因素。摘要概括了主要内容,吸
军婚的相关法律规定。首先定义了军婚的概念,并强调了现役军人的婚姻关系受国家法律的特别保护。接着详细说明了军人结婚登记的要求和程序,包括提前申请、审查同意、出具相关证明和证件等步骤。此外,还介绍了军官家属随军的条件以及现役军人结婚登记的年龄要求。
赠与合同的撤销情形。赠与合同可被撤销的情形包括: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其近亲属、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以及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同时,文章还介绍了赠与人的义务,包括交付赠与物和担保赠与物瑕疵的义务。
赠与的目的性和法律规定。赠与的目的性根据合同约定确定,可以是遗赠要求受赠人履行抚养义务等。赠与合同具有双方法律行为、转移赠与物所有权、单务合同及无偿合同等特征。赠与合同中,受赠人需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否则赠与人可要求履行或撤销赠与。受赠人仅在赠与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