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赡养的道德义务与法律责任
在一些精神赡养案件中,法院对于“未履行精神慰藉义务是否应承担何种责任”这一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因此驳回了相关诉讼请求。然而,其他法院则支持了这些请求。争议的焦点在于精神赡养是道德义务还是法律责任。
反对者认为,如果支持精神赡养的诉讼请求,就等于将道德问题法律化。他们认为精神赡养应该是道德上的义务,而不是法律上的责任。将法律取代伦理道德既不符合人类制定法律的目的,也会导致国家财力无法承担将伦理道德全部法律化所需的执法成本。
支持者则认为,精神赡养是有法律依据的。例如,《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由此可见,赡养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以及照顾老年人特殊需要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后三个方面主要属于精神层面。
然而,实际操作中,老年人很难要求精神方面的赡养。因为除了经济供养可以明确界定外,其他三个方面都无法量化,也无法准确评估,它们基本上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感受,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事物。法院在判决时只能做出明确具体可操作的结论,而不能做出无法明确执行的行为和感受。同样,当事人也没有衡量应尽这些义务的标准。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反对法院将精神赡养写入判决书的理由。
在现实中,全社会对于老年人的物质赡养普遍认同,但对于精神赡养问题,由于宣传不足,各地人民法院对待此类案件的做法也不一致。因此,一些家庭成员并不知晓精神赡养也是他们的义务,导致精神赡养责任无法履行,也使家庭成员的受精神赡养权利被忽视。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在精神生活上的需求比物质需求更为强烈,这引发了精神赡养的诉讼。同时,在某些情况下,一些老年人的收入比子女高出很多,却仍然向法院起诉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如果不支持老年人胜诉,就没有法律依据;但如果支持老年人胜诉,又不符合实际情况,无法体现公平原则。因此,对于这类纠纷,一些法官认为应该让子女多尽一些精神抚慰和体力扶助。
然而,即使支持精神赡养的诉讼请求,法院的执行也存在一定难度。
在立法尚未对精神赡养做出明确规定之前,我们不能坐视不管。为了解决精神赡养这一社会问题,可以采取以下两种途径:
1.依靠社会自组织的力量。例如,北京宣武区老龄委已经推出了“双养协议”(即“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这一协议由子女和老年人共同签订,并进行公证,由居委会主任监督实施。这种做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重视法律对人们行为的引导作用以及判决的社会效果,将精神赡养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进一步将精神赡养从道德责任“硬化”为法律义务的道路上迈出应有的一步。
综上所述,筆者支持将“精神赡养”写入判决书中。这不仅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也符合现实中的强烈需求,应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进一步贯彻。
继父是否需要交纳赡养费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但如果继父有退休工资且子女在校上学,则无法要求付赡养费。文章还介绍了赡养纠纷的调解方法,包括丰富调解方法、找准矛盾焦点、强化为民思想、扩大法制宣传效果以及找准法律和道德的结合点
赡养老人的月费用计算方法,包括赡养费的具体计算方式和给付内容。根据法律规定,子女对老人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赡养费计算涉及子女家庭人均月收入、最低生活保障线等因素。赡养费涵盖基本赡养费、医疗、护理、住房、精神消费和保险金等费用。同时,完整的赡养义务包括经
关于车辆过户到未成年人名下的法律规定。未满18岁的个体可以拥有名下汽车并办理过户手续,但需要合法监护人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并代替未成年人签字。然而,未成年人不得驾驶车辆上路。
《婚姻法》中关于子女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赡养费由赡养人和被赡养人协商解决,如无法协商则由法院认定。赡养费标准考虑当地经济水平、被赡养人需求和赡养人能力。农村和城市户口的老年人赡养费计算方法不同。赡养费可因新情况或理由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