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赡养的道德义务与法律责任
在一些精神赡养案件中，法院对于“未履行精神慰藉义务是否应承担何种责任”这一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因此驳回了相关诉讼请求。然而，其他法院则支持了这些请求。争议的焦点在于精神赡养是道德义务还是法律责任。
反对者认为，如果支持精神赡养的诉讼请求，就等于将道德问题法律化。他们认为精神赡养应该是道德上的义务，而不是法律上的责任。将法律取代伦理道德既不符合人类制定法律的目的，也会导致国家财力无法承担将伦理道德全部法律化所需的执法成本。
支持者则认为，精神赡养是有法律依据的。例如，《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由此可见，赡养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以及照顾老年人特殊需要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后三个方面主要属于精神层面。
然而，实际操作中，老年人很难要求精神方面的赡养。因为除了经济供养可以明确界定外，其他三个方面都无法量化，也无法准确评估，它们基本上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感受，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事物。法院在判决时只能做出明确具体可操作的结论，而不能做出无法明确执行的行为和感受。同样，当事人也没有衡量应尽这些义务的标准。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反对法院将精神赡养写入判决书的理由。
在现实中，全社会对于老年人的物质赡养普遍认同，但对于精神赡养问题，由于宣传不足，各地人民法院对待此类案件的做法也不一致。因此，一些家庭成员并不知晓精神赡养也是他们的义务，导致精神赡养责任无法履行，也使家庭成员的受精神赡养权利被忽视。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在精神生活上的需求比物质需求更为强烈，这引发了精神赡养的诉讼。同时，在某些情况下，一些老年人的收入比子女高出很多，却仍然向法院起诉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如果不支持老年人胜诉，就没有法律依据；但如果支持老年人胜诉，又不符合实际情况，无法体现公平原则。因此，对于这类纠纷，一些法官认为应该让子女多尽一些精神抚慰和体力扶助。
然而，即使支持精神赡养的诉讼请求，法院的执行也存在一定难度。
在立法尚未对精神赡养做出明确规定之前，我们不能坐视不管。为了解决精神赡养这一社会问题，可以采取以下两种途径：
1.依靠社会自组织的力量。例如，北京宣武区老龄委已经推出了“双养协议”（即“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这一协议由子女和老年人共同签订，并进行公证，由居委会主任监督实施。这种做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重视法律对人们行为的引导作用以及判决的社会效果，将精神赡养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进一步将精神赡养从道德责任“硬化”为法律义务的道路上迈出应有的一步。
综上所述，筆者支持将“精神赡养”写入判决书中。这不仅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也符合现实中的强烈需求，应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进一步贯彻。
签了赡养协议后不给钱的情况。赡养费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子女有抚养教育父母的义务，若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父母可以通过有关部门调解或向法院提起诉讼。赡养费计算考虑了子女家庭人均月收入、当地经济水平、被赡养人的实际需求等因素。赡养人应尊重
离婚子女抚养费的标准问题。抚养费数额考虑因素包括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有固定收入的父母可按其月总收入的20%-30%确定抚育费数目，无固定收入的父/母一方则可参照当年收入或同行业年平均收入确定。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
赡养费的法律定义和子女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当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父母有权要求支付赡养费，法院可强制执行。文章还涉及一起赡养费纠纷起诉状的内容，包括原告、被告信息，诉讼请求和事实与理由等。
养老服务机构的权利与程序以及赡养年老父母的义务和条件。养老服务机构在被列入惩戒对象时享有陈述和申辩权，民政部门在惩戒过程中需遵循告知、公告等程序。子女对60周岁以上的父母有赡养义务，应支付赡养费，条件包括父母经济困难或生活不能自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