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某通过朋友介绍与谢某达成了商品房转让协议。谢某承诺：“我这套三室二厅的商品房如果转卖，至少可以赚2万元，考虑到你是朋友介绍的，我就只赚你8000元，我购进时花了8万元，我们以8.8万元成交。”然而，唐某事后从开发商处得知，谢某购买这套商品房时只花了7.5万元，而不是8万元。因此，唐某以此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谢某返还因欺诈而多收的房屋转让价款5000元，即10000元。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根据第一种意见，唐某不应要求谢某返还所谓的“多赚的”款项。理由是，谢某与唐某之间的房屋转让是自愿协商的结果，双方已经自愿达成了交易，不应再有任何反悔。此外，谢某当时按照市场行情，开价8.8万元，并没有对唐某的利益造成任何损害。因此，不能认定谢某有欺诈的目的和动机。
根据第二种意见，谢某应当双倍赔偿多收的5000元，即10000元。理由是，在房屋协议作价的过程中，谢某使用了欺诈手段。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因此，要求谢某双倍赔偿唐某因欺诈行为而受到的5000元损失。
根据第三种意见，谢某应该返还唐某多收的5000元，但不应双倍返还。理由是，谢某的商品房当时即使值8.8万元，但他已经声明只赚8000元，因此应认为他已经自愿放弃了与市场价格差额部分的可期望利益。谢某以欺诈手段实际多收唐某的5000元，违背了诚信原则，属于不当得利，应当如数返还给唐某。
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和《合同法》第6条的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时，根据《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谢某的行为明显提供了虚假情况，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应当认定谢某多出的7.5万元部分的报价无效。根据《合同法》第54条第2款的规定，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法院对合同价款进行变更。因此，唐某可以请求法院在总价款中剔除谢某多出的5000元。
鉴于谢某本身是从开发商手中购房的消费者，他的法律地位不能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经营者划等号。因此，本案不能适用该法第49条的双倍赔偿规定。
买卖合同的欺诈防范措施。在订立合同前，应了解对方当事人的信息和资信状况，对代理人签订合同进行了解，提高业务人员的素质并参照合同范本订立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要防范恶意履行，检查支票支付程序以避免欺诈。同时，要注意买卖合同的漏洞及欺诈行为主体，如代理
合同欺诈行为的认定标准，包括主观故意、客观欺诈行为、错误认识产生、非法利益获取等方面。合同欺诈具有隐蔽性、干扰性和破坏性等特点，要求行为人必须主观故意地实施欺诈行为，客观实现了虚假信息的表达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进行更正。欺诈行为导致合同当事人地位不平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合同欺诈的主要因素，包括合同欺诈的暴利性、低成本、信息不对称性、行骗者受惩罚力度小以及低破案率等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使得合同欺诈行为屡禁不止，且呈现出多样化和隐蔽化的趋势。
合同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主要包括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害两种主要方式。在返还财产方面，应以有利于受害人为原则进行返还，旨在减少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对于因欺诈行为导致的决策失误和精神损害，也应当进行相应的赔偿。合同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制度体现了法律的威严，旨在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