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起，交警部门不再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和重新认定，这就意味着“事故认定书”的行政裁决功能弱化。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作为一个证据向法院移送，至于采纳与否，完全在于法院。
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对于罪与非罪、罪轻罪重、适用缓刑与否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依照《解释》第1条的规定，“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那么，如果没有“分清事故责任”，是不是就不能追究行为人的罪责?事实上，法官不是交通法规的专业人员，对于如何通过庭审查清事故责任或者改变“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认定，则要么很难，要么完全采信。
从近几年来法院的司法实践看，还很少出现法院改变“事故认定书”从而影响定罪量刑的案例。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官都采纳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但也不应盲目采纳，特别是在逃逸案件中，交警部门往往会基于一定的人为因素，如安抚、同情被害人一方，对其他驾驶人员起警示作用或单纯地图省事等，对交通肇事逃逸的一律认定为全部责任。
鉴于此种情况，审判人员在审理中要对全案证据综合、细致地进行分析，如有证据明显证实被害人有过错，违反交通法规，其违章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则应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被害人的过错予以认定，并作为被告人酌定从轻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关于交通事故处理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需根据现场情况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证据而非行政行为，不可通过行政程序推翻。当事人若对认定书有异议，可通过提供新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由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我国的法律影响。该认定书是确定交通事故责任的依据，制作程序严格规定，内容包括当事人、车辆、道路和交通环境等基本情况，以及事故证据、形成原因、责任和意外原因等。同时，对制作主体资格、制作时间、制作形式和送达程序都有严格的审查要求。
具体行政行为的特点和创制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行政行为具有主体、过程、对象、内容和性质的特定性。创制新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具体行政行为的重要标志。然而，交通事故认定书并不创制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仅提供责任划分的建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具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出具时机和内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在勘验现场后的特定时间内制作认定书，包括一般事故、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和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情况。认定书应包含事故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事故基本事实、证据及原因分析和责任判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