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审是为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判决、裁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重新进行的审理。不同的启动再审的部门也反映了当事人有不同的申诉救济途径，当事人不仅仅可以到中级人民法院反映诉求，也可以到省高院、检察院进行申诉。
再审程序属于“非常程序”再审程序是法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有重大瑕疵的判决进行再次审理的一种非常途径。其“非常程序”属性，是就其与普通救济程序的区别而言的，因为再审程序只能用于例外情况的救济，而不能像普通救济程序那样被频繁启用。
古*马的“一事不二理”原则，对既判力的维护和司法权威的张扬达到极致，因而那个时候对已决案件进行复审是不允许的。实务部门有一种观点认为，“维护的既判力只是那些正确的既判力，绝对不维护错误的既判力，”我们说，判决可以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但既判力作为一种约束力和审判权威的象征，只能维护，而不能否定。即使个案判决被推翻了，也是着眼于维护法院权威考虑，因为生效判决有重大瑕疵是对司法公正的亵渎，必须通过再审这样的程序对司法本身予以自我修复，当然这种修复是有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限制的。
尽管再审程序是在极端例外的情况下来修正“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但结果终归是有关案件的判决被法院推翻，已经结束的程序又反复了一次，程序的安定性和经过诉讼程序所确定的既判力遭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而程序的安定性是诉讼的基本价值之一，判决终局性特征是司法的本质属性，所以再审程序本身具有“反程序”特性。
英美法系国家，类似的程序冠以“上诉审程序”或“上诉程序”之名;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则用“非常上诉途径”和“再审之诉”的称谓。尽管它们形式上存在差别，但实质上的功能却是一样的：对有重大瑕疵的确定判决进行救济。再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确定的生效判决，因而再审程序一旦启动，就是对司法终局性的怀疑。正因为如此，启动再审程序必须慎之又慎。
古老的“一事不二理”的原则也蕴涵着对司法资源有效配置和有效利用的意味。“‘终审不终’造成司法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降低了诉讼的效力和效益。从现代司法的角度来看，司法资源包括司法中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等都是有限的，在同一个时期资源则相对是定值，所以投入到再审中的资源越多，则投入到一审、二审等正常审级的资源就越少，正常审级的审判质量就会降低;从逻辑上讲，又会导致再审更多的启动，如此恶性循环，使司法资源的利用出现了不必要的损耗，并导致司法的效率和效益在总体上降低。”
再审程序的启动意味着要在同一案件上重复投入司法资源，这似乎与效益原则不符，但是从公正的角度看，这又是为公正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消除一审、普通上诉审中程序错误因素和裁判者的过错因素，是减小这一代价的必由之路。效益原则不仅体现在要限制再审的发动，而且也要贯彻到再审程序的运作之中，也就是对再审程序本身的设计必须合理而高效，再审程序本身必须体现“有限性”原则，“再审程序有限性最为集中而核心的法律表现就是再审理由的有限”。
反诉的提起、反诉对象的特定性以及反诉请求的独立性。反诉需向审理本诉的法院提起，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反诉对象具有特定性，只能由本诉的被告对本诉的原告提起。反诉请求独立，需按起诉程序和方式提出，具有独立的诉的要素，不会因为本诉的撤回或原告放弃请求而失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的审查方式问题。法院应区分国内和涉外仲裁裁决，采用合适的审查方式。不建议采用书面审理，因为可能损害被申请人的诉讼权利。建议采用公开开庭听证方式，增强司法监督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保障当事人权益。
民事诉讼中二审程序中的补充证据问题。一审中未提交的证据，若在一审后新发现，可在二审中提交并采信。新证据需在二审开庭前或审理时提出，如不需开庭，则需在指定期限内提出。再审时提供的新证据需在申请再审时提出。对方当事人在被告知后，有权在合理期限内提出意见或
刑事诉讼法关于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申诉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向人民法院或检察院提出申诉，但不能停止判决和裁定的执行。符合一定条件如新证据证明原判决错误、证据不确实等，法院应重新审判。各级法院院长发现错误需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