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麟向阂*安借款5000元，并出具了一份借条，约定了还款期限为2011年12月。然而，阂*安在2012年4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声称赵*麟一直未归还借款。阂*安称自己多次向赵*麟索要，但赵*麟总是找各种借口推脱。现在，阂*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赵*麟归还借款。阂*安提供了一张借条作为证据。在庭审过程中，赵*麟辩称借款已于2005年春节期间偿还。由于阂*安称借条不在身边，当时未取回借条。事后，两人因某些原因发生冲突，阂*安以借条为依据，要求赵*麟重新偿还借款。赵*麟当庭展示了手机上储存的阂*安发送的短信，短信内容表明：“借条尚未取回，过两天给你。放心，账已清，我不会再向你要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证据形式开始出现并在诉讼活动中得到应用，其中之一就是手机短信。手机短信是一种通过电信运营商的信号网络进行传输的数字化通讯方式，随着通信技术和信息网络的发展而出现。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并在诉讼活动中出现。然而，手机短信能否作为证据使用，是一个新的问题。判断一种事物能否作为证据采用，必须考察其是否具备证据的“三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同样，手机短信作为证据使用也需要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 客观性：证据作为已发生的案件事实的客观遗留，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新型通讯方式，通过移动通讯营运商的信号网络连接，将人们表达的意思转化为数字信号，并传输至对方手机，显示在对方手机屏幕上。因此，手机短信没有“真迹”，可以轻易修改或删除。这一特性引发了对手机短信客观性的质疑。然而，易于修改或删除并不能否定手机短信的客观性，因为它仍然能够证明争议事实的存在。换句话说，证据必须有助于证明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因此关联性也可以称为证据的“证明性”。手机短信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应性。每个手机号码都对应一个唯一的用户，手机短信的收发只能在特定的两个手机号码之间进行，也就是特定的两个手机用户之间进行。这种对应关系可以通过移动通讯营运商与用户的服务协议来证明。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两个特定手机号码之间的短信收发行为可以被认定为特定时间发生在特定用户之间的通讯行为。在本案中，赵*麟提供的手机短信内容涉及债权债务处理，并且信息发出方的号码正是阂*安的手机号码。因此，手机短信与本案事实的关联性是不容置疑的。
(三) 合法性：提供证据的主体（主要是人证）、证据的形式（主要是鉴定与现场勘验笔录）以及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在本案中，赵*麟提供的证据是存储在自己手机上的信息，并在庭审时当庭展示。因此，赵*麟收集和提取证据的过程没有侵害他人权益，是合法的。
综上所述，在本案中，赵*麟提供的手机短信是以数据电子形式表现其所载内容的客观存在。证据内容与案件的待证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证据提取的方法不违反法律规定，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因此是适格证据，具有证据效力。此外，赵*麟提供的手机短信与阂*安提供的借条相互印证，构成了一条完整有效的证据链，证明了赵*麟已归还借款的法律事实。
口头辞退录音作为证据的问题。原先，未经对方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最新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录音证据只有采用侵犯他人隐私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才会被排除使用。合法的录音证据需要符合一定条件，并有其他证据佐证。此外，《劳动
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原始证据与派生证据（传来证据）的区分。原始证据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比派生证据更可靠。法律依据方面，我国三部诉讼法均规定了证据的分类，包括物证、书证等，这些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根据。
民事审判中证据真实性的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并承担证据真实性的举证责任。人民法院会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以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和真实性。当事人应及时提供证据，如无法按时提供
党员的纪律处分种类以及证据的种类和确认标准。党员纪律处分分为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五种。证据种类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和勘验笔录等，法院将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确认，并依法做出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