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民诉法第185条规定，民事行政抗诉的唯一途径是以下级向上级院提请抗诉为主，然后由上级检察院向其同级检察院提出抗诉，即通常所说的上抗程序。然而，这种抗诉模式存在一些问题，难以有效发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作用，导致民事行政抗诉在实践中困惑重重。
根据法律规定，对于错误的生效裁判，应严格按照上抗的程序由下级人民检察院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上级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抗诉条件的，依法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然而，在实践中，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法院错误裁判的案件甚少，基本上都是由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与此同时，很多检察机关在提请抗诉改判难、上级院对有些案件不支持抗诉的情况下，自行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书。这种没有法律根源的“怪胎”实际上维护了法律公正，使得民事行政抗诉模式的监督职责受到质疑。
立法者选择上抗模式作为民事行政检察的监督手段，目的是通过提高审级来树立抗诉的权威性，并防止下级检察机关随意启动抗诉，影响司法权威。然而，上抗模式与发回重审的审级存在冲突。此外，对于一审判决，检察机关通过抗诉后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即抗诉后审级仍然是第一审程序。这种立法技术问题不仅影响了法院的既判力，还使得上抗程序的监督效果大打折扣，导致案件拖延。
大量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积压在上级检察机关，抗诉案件积压成了“倒三角”结构，导致案件办理周期过长，当事人丧失对抗诉程序的信心。由于上级机关资源有限，上抗模式难以适应抗诉对司法资源的需求，使大量案件难以在有效的时限内结案。
除了对民事行政抗诉提出批评以外，可以说民事行政的上抗模式本身的自我残缺是影响抗诉的重要因素，实践中的申诉难、改判难、期限长主要应归结于抗诉模式自身的技术问题，而不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原理存在错误之处。
立法者选择上抗模式作为民事行政检察的监督手段，但对民事行政检察的理性思考和研究并不成熟。
司法程序以司法公正为目标，程序本身主要以纠纷处理为目的。民事行政检察应以错误的裁判能及时有效纠正为原则，选择纠正错误裁判的方式应多元化，不能仅以审级的高低作为依据。上抗模式存在一种“权力本位”的认识，认为高级别、高规则的抗诉能匡扶正义，导致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误区。
监督具有从上往下查看的意思，但监督模式应随着社会变迁进行创新与发展。民事行政监督权必须从监督的进步中吸取营养，全貌反映民事行政监督权的内涵，而不能仅仅以自上而下的监督方式作为民事行政检察权的全部。监督模式的选择应根据检察权能否有效实现司法公正为标准。
为了解决民事行政抗诉模式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同级审同级抗的监督模式是一个有效的选择。
同级审同级抗的抗诉模式能够化解抗诉与民事诉讼程序的审级冲突，使得抗诉决定更能适应社会生活。这种模式有效纠正错误裁判、维护正义的功能。
同级审同级抗模式减少了案件上下移送的时间，提高了诉讼效率，使当事人及时感受到法律的正义。
同级审同级抗模式与现有司法资源分配相适应，有利于克服上级司法机关资源不足，缓解案件积压的问题。
同级审同级抗模式能够解决再审检察建议书不严肃的监督方式问题，并减少案件反复移送的时间。承办人员对案件与当事人的生活状态了解更多，决策更贴近实际，容易获得良好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同级审同级抗模式并不能完全改变抗诉难的现状，但可以解决抗诉与民事诉讼程序的审级冲突问题，提高抗诉质量，加强对错误裁判的纠错能力，完成民事行政检察维护司法公正的监督职责。
再审申请中证据的相关问题。包括新证据的定义、提供的时限、不采纳非新证据的处理、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理、再审申请中的新证据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理由成立的情形。强调了新证据的重要性和规定，以及不同情况下证据的处理方式和后果。
法院对检察院抗诉的态度。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是履行职责的方式，法院应按照司法程序处理，除非有渎职行为。相关法律规定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条款，明确了抗诉的提出、程序、期限及提交方式等，并规定上级检察院可撤回不适当的抗诉。
民事诉讼法的适用范围，包括对人的适用范围、对事的适用范围、对空间的适用范围以及对时间的适用范围。民事诉讼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的个人，无论其国籍、民族或种族如何。同时，文章还阐述了民事诉讼法适用于哪些案件的审理、发生在哪些地方的民
审理再审案件的程序，包括开庭审理前的准备工作、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评议和宣判等环节。合议庭需核实原审被告人的犯罪情况并保障其辩护权。再审案件需依法开庭审理，包括第一审、第二审、检察院抗诉及可能加重刑罚的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