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江某某于2010年3月至12月期间，经“XX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并延续公司2009年的做法，在无货交易的情况下，通过王某(已被判刑)从“XX花木专业合作社”虚开4份普通发票，票面累计金额为60万元人民币，并从“XX公司”提取现金人民币60万元存入其个人的银行账户中。随后，被告人江某某利用担任“XX公司”总经理职务之便，在未经“XX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擅自挪用该公司资金13万元归个人使用，直至案发后才退还；2010年12月24日，被告人江某某又擅自挪用其中的47万元人民币，用于其个人开设的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
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江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资金罪出现了争议，有意见认为，被告人江某某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理由是“XX公司”采用违法的手段提取分红资金，但该60万元款项未完成分配程序，每个股东都不能私自使用，资金的所有权自始未转移，仍是公司资金，被告人江某某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委托其保管的资金，构成挪用资金罪。
然而，本文认为，被告人江某某的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尽管“XX公司”通过虚开发票手段提取的分红资金60万元已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但该款项不再是该公司合法拥有的资金，而挪用资金罪中的“资金”应当是公司正常、合法的钱。因此，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挪用资金罪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然而，在本案中，争议焦点在于该法条中的“资金”是否包括违法所得的资金。
从法益保护原则上来看，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刑法规定的挪用资金罪旨在保护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对本单位资金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因此，被保护的单位资金应当是合法的。然而，在本案中，该笔60万元的款项是以虚开发票手段套取的非法行为产生的利益。对于该公司非法来源的资金，已不属于法益，无刑法保护之必要。被告人挪用上述资金的行为也近似于导致其公司内部对于违法行为所得赃款分配不均的行为。
因此，本案中应当对该公司虚开发票套取资金的违法行为给予依法处理。若对被告人江某某以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那么刑法无异于保护了该公司的前一违法行为，明显不合法理、有违原则，也势必戕害刑法的实质正义。
此外，我国刑法在以单位财产作为犯罪客体的相关罪名的规定中，对于单位财产是否应具有合法属性缺乏明确的解释。因此，建议立法机关尽快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或者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涉案的单位财产应当具有合法来源、合法属性，以解决法律疑难，指导审判实践。
承兑汇票中最后持票人的确认问题，包括公示催告中失票人的身份确认、背书转让的连续性证明、票据交付行为的法律效力及票据返还请求权的模糊概念等。对于不诚信的出卖人及中间人倒卖票据导致的纠纷，法律界存在不同观点和处理方式。同时，对于票据权利的返还和赔偿也存在
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其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将受到刑事处罚。文章详细阐述了针对不同情况，如虚开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等，所对应的不同刑罚和罚金。同时，对于单位犯罪，单位和直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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