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宪法和法律语境中，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法律监督有其法理依据和现实基础。
1. 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进行法律监督符合宪法、法律的规定和国家政策的要求
根据我国宪法第129条和刑事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此外，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第4项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虽然这些条文并非专门针对死刑复核程序，但考虑到死刑复核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位置，其属于诉讼活动的一部分。因此，可以推论出对死刑复核的监督是检察机关的法定权力和义务。
2. 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进行法律监督契合"审检分立"的精神
在纠问制度下，法官包办了所有检举、追诉及审判事宜，法官一人担任原告和审判者的双重角色，容易导致司法公正的问题。为了终结这种流弊，引入了检察官制度，实现了审、检、辩分立的三面诉讼。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决定被告人生死的最后一道程序，检察机关的介入可以让法官与检察官相互监督，确保审判活动的公正性和人权的保障。
3. 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进行法律监督不会损害"审判独立"的原则
有人认为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会损害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威，违背审判独立的原则。然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的审判程序，法官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对案件的审理、法庭秩序的维护、证据的认定以及最终裁决都有自主决定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并不意味着对法院的干涉和控制，而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法治理念，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
4. 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进行法律监督是其履行"客观性义务"的体现
作为法律的守护人，检察官负有实现法律要求的责任，追求实质真实和法律公正。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可以确保死刑的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从而实现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
5. 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进行法律监督是贯彻人权保障的需要
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死刑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每起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都应确保其公正和公平。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可以确保死刑复核活动的公正规范，维护各方权益，实现人权保障。
检察机关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应当以何种身份介入，介入后行使职权的性质是什么、范围如何，目前仍存在一些争议。
有三种角色设计：
1. 检察机关作为追诉者介入死刑复核程序
一种观点认为，死刑复核程序应进行诉讼化的改造，实行三审终审制，检察机关在该程序中扮演提起公诉的控诉方的角色。
2. 检察机关作为监督者介入死刑复核程序
另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仅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能，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
3. 检察机关同时承担追诉者和监督者的角色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既可以作为追诉者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又可以作为监督者对程序进行监督。
对于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明确。法律监督权作为一种非实体处分的程序性权力，具有一定的超然性、居中性和谦抑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应与其他权力相结合，贯穿于各个诉讼阶段，以实现对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和监管机关的监督。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起到安全过滤器的作用，确保死刑适用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当前的死刑复核程序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启动方式、审理方式和执行期限等。为了保证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应对这些问题进行修改和完善。
首先，应修改死刑复核程序的启动方式，使之更符合司法权的被动、中立属性。同时，应明确检察机关在复核程序中的参与方式和时间，以便其能够及时开展法律监督。
其次，应完善死刑复核的审理方式，包括公开开庭和控辩双方的参与等。同时，应明确法院在复核过程中的调取证据、阅卷评议等程序，以确保审理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最后，应延长死刑执行的期限，以便被告人有足够的时间寻求法律救济和行使申诉权。此外，执行期限的延长也有利于检察机关对复核结果进行监督。
为了保证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顺利进行，相关工作机制需要得到完善。
首先，应建立与最高法的紧密联系机制，明确最高检对复核结果的知情权和提出意见的权利，并规定通报的时间、方式和裁判文书的送达机制。
其次，应加强检察系统内部的工作联系机制，确保下级检察院对案件情况的了解和信息共享。此外，应设立专门的法律监督部门，加强对死刑复核的监督工作。
最后，应建立与辩护律师的沟通机制，通过与律师的交流，了解案件的各种情节，以便能够客观公正地审视案件。
当前的法律规范对死刑复核的监督仍存在不足，需要进行修改和完善。
首先，应明确检察机关对复核的具体范围、途径和方式，以确保监督工作的有效展开。
其次，应制定更加具体的量刑指南，以便检察机关能够准确把握死刑适用的标准。
最后，应加强法律监督的实体规范，明确检察机关对复核过程和结果的监督要求。
为了提高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效果，需要加强经验积累和人员培养。
首先，最高检应与最高法加强合作，共同研究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或会签文件，以解决监督过程中的问题。
其次，检察机关应建立与下级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指导。
最后，应增加死刑复核检察工作办公室的人员编制，以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死刑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或复核后报请最高法复核。然而，这种模式违背了审判权的审判属性，缺乏审理基础，并且高级人民法院直接上报最高法的操作不利于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可以重新设计死刑复核的启动模式，赋予控辩双方复核死刑裁决的提起权。具体而言，死刑复核的启动应分为两个步骤：一是赋予控辩双方复核死刑裁决的提起权，即规定被告人对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二审案件或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请求最高法复核；二是对控辩双方均无异议的死刑案件强制上诉至最高法。
根据复审制的特点，可以考虑将死刑复核程序改为三审制。然而，完全诉讼化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持，短期内难以实现。因此，建议采取书面审加提审、听审和开庭审理相结合的方式。对于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可以实行书面审加提审；对于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证据没有争议，但对法律适用或量刑存在异议的案件，可以实行听审；对于争议较大或程序违法等直接影响裁判结果的案件，可以实行开庭审理。
由于现行的死刑立即执行限制了最高检对最高法的死刑复核裁定进行审查，建议通过设置执行死刑前提出异议的期限来保障最高检有充分的时间审查死刑案件。可以规定最高法在决定提交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前应将核准死刑的法律文书送达最高检，最高检应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提出复议。对于最高检提出复议的，最高法应进行复核，并将结果通报最高检；对于最高检未提出复议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应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
为了便于最高检有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最高检应当有知情权，与最高法进行工作协调，明确最高法的工作内容和时间安排。此外，最高检和最高法应尽快出台完善死刑复核法律程序的改革文件和死刑政策的规定。
建议建立最高检与各省级检察院之间的工作联系机制，包括建立备案制度、专题报告制度、委托调查证据制度和人员调配协作制度。同时，建议在各级检察院内部设立专门的检察监督处(室)，加强审判监督职能。
建议拓宽辩护律师提出意见的方式，设置接收辩护律师提供案件材料的机构，设立接待大厅会见辩护律师，并提供辩护律师预约见面的机会。此外，建议设立专门的检察官接待日，记录和保管辩护律师意见。
由于现行法律规定简单概括，导致实践中出现问题难以处理，建议进一步制定相关解释和规定。应加大制定规范的力度，明确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开展法律监督的时间、权限、范围、方式方法、采取的措施以及最高法的告知、协助义务等。
为更好地完成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任务，最高检需要加强机构设置并增加相应的人员。建议将死刑复核检察工作办公室改为死刑复核检察厅，并通过选调、招录等方式汇集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方面的人才，建立死刑复核检察工作人才库，并加强与公诉厅的配合。
死刑是一项极其严厉的刑罚，因此在死刑复核过程中，法律监督显得尤为重要。法律监督的方式主要包括提出检察建议、纠正违法、抗诉、列席审委会、参与提讯被告人等。这些监督方式的有效运用，可以保障死刑适用的正当和合法。
最高检应当对最高法复核死刑案件的合议庭是否存在程序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如果发现合议庭组成人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或者审判人数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侵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等不合法情形，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予以纠正。最高法应及时答复。此外，最高检还应对合议庭是否存在无故拖延的现象进行监督。对于无正当理由长期不审或审而不结的，应提出检察建议或意见。最高检在对死刑复核进行监督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司法人员有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或接到控告、举报司法人员的行为，应进行调查，如属实应依法起诉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被控告、举报人继续承办案件会影响死刑复核程序的公正进行，最高检应书面建议最高法更换办案人。
最高检发现死刑复核裁判确有错误的，即使裁判已经生效，仍然有权提出抗诉。不过，对于最高法核准的死刑案件，抗诉应慎之又慎。抗诉的重点应放在不应判处死刑而核准的案件，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和被告人诉讼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形。对于最高法没有核准死刑或直接改判的案件，除非审判人员有重大违法行为，并直接影响到不予核准或改判的结果，或者被告人伪造作为不予核准或改判依据的证据，最高检可以提出抗诉，但应慎重考虑。为了保障抗诉权的行使，应设置一定期限。最高检提出抗诉的，按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如果超过期限没有提出抗诉，则报请最高法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最高法在作出裁定或判决后，应将裁判文书及时送达最高检，最高检应认真审查，如裁判确有错误应抗诉，如不需要抗诉应说明理由。
对于有较大争议的案件或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最高法决定开庭审理或举行听审的，最高检应派员参加，积极履行法律监督权。最高检可以向法院调阅案件的相关材料、证据，并会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于不需要开庭审理或举行听审的，最高检也应参与合议庭提讯被告人，如有必要可以向被告人发问了解其意见，并对提讯程序进行监督。最高检应当对开庭及听审的程序进行监督，如发现不当行为应提出纠正意见，并在开庭复核或听审后向合议庭提交法律监督意见书，供合议庭参考。
列席审委会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途径。最高检可以列席最高法复核死刑案件的审委会会议。列席人员应对审委会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如合议庭组成人员是否应当回避、案件的表决是否实行民主集中制、案件有无未审先定的情况、证据的适用是否规范、讨论存不存在不适当的引导等。最高检可以发表意见，但无最终表决权。最高法应将最高检的意见记录在卷。
最高检在对死刑复核进行法律监督时，如发现与最高法在政策理解和法律适用方面有分歧，经协商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并请其解释。
抗诉书的注意事项。根据诉讼种类的不同，抗诉书分为二审程序抗诉书和审判监督程序抗诉书两种。刑事抗诉书是监督法院审判活动、纠正错误判决的重要工具。抗诉书的正文部分包括犯罪事实及证据、提起抗诉的理由及法律依据，是抗诉书的关键内容，必须认真撰写，确保抗诉有理
控制死刑的学术主张和立法建议。随着废除死刑成为趋势，我国仍有较多的死刑司法现实，学者们开始反思并提出控制死刑的建议。虽然立法扩张增加了死刑适用条文和罪名数量，但司法方式限制死刑的适用成为新的希望。此外，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集中控制死刑数量
死刑核准权的收回及其宪法价值。历史上，死刑核准权曾下放至各高级人民法院，但最新改革纲要中明确规定死刑核准权应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这一举措有利于对公民生命权的平等保护，是宪法价值的回归，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中国的死刑政策，特别是少杀慎杀原则及其在死刑复核制度中的体现。死刑政策强调在保留死刑的同时谨慎使用，确保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才适用死刑。死刑复核制度是中国独特的司法制度，旨在防止死刑误用，保证案件质量和公民权利。历史上，死刑复核制度几经变革，如今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