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观点认为,同案犯的供述应被视为后审案件中的“证人证言”。这种观点认为,同案犯的供述经过调查属实,其真实性建立在较牢靠的基础上。此外,被告人与后审共犯在利害关系上已牵扯不大,实际上已成为后审者犯罪事实的知情者。因此,他们的诉讼地位发生变化,成为另案诉讼的证人。在许多国家,包括英国和日本,也持有这一观点。
将非同案共犯的供述界定为“被告人供述”这一证据种类更为合适的观点也存在。一方面,国外立法的相关规定与该国司法制度的设置密不可分,是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以及传闻证据、交叉询问等证据规则的确立为前提。然而,在我国当前不断深入和完善的刑事司法改革中,生搬硬套这种处理方式不符合我国的国情,还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另一方面,非同案共犯的供述与普通证人证言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从证明主体与案件的利害关系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在我国,证人与案件审理结果在法律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被告人是被追诉和可能被定罪的对象,与案件结果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属于诉讼当事人,二者的地位存在明显差异。
其次,从所证明内容的范围而言,被告人供述的范围更广。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会更直接、全面地反映出犯罪的动机、目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后果等案件事实,尤其是在证明犯罪主观目的与动机方面更具有重要作用。相反,证人证言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证明案件的主要情节或部分情节,而不能像被告人口供那样全面、具体。
最后,从所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而言,非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存在更大的虚假可能性。相对于证人而言,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中被追诉的对象,由于口供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因而其真实性容易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在内容上也容易出现反复。特别是对于先受审的被告人来说,由于其供述无须像证人证言那样与后审理的非同案共犯进行当庭对质,在缺乏足够的质证程序予以制约的条件下,不排除有推卸责任的可能。
共同犯罪案件中判决的相关问题。在共同犯罪中,应分别讯问被告人并视情况传唤到庭对质,但对部分嫌疑人可能因逮捕时间不同而单独判决。共同犯罪包括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行为,过失犯罪则不视为共同犯罪。对于主犯和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应根据罪行进行处罚,而从犯和
盗窃少量公私财物的法律处罚。根据财物价值的不同,处罚有所不同。具体法律规定依据最高法、最高检的解释以及各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状况确定。对于跨地区交通工具上的盗窃案件和盗窃毒品等违禁品的情况,有特别处理规定。盗窃罪的刑事处罚分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
从犯量刑是否能高于主犯的问题,指出在刑法范畴中通常从犯量刑低于主犯,但也有特殊情况下从犯量刑可能高于主犯。文章还介绍了广东诈骗罪的量刑标准和缓刑的注意事项。在缓刑期间,犯罪分子需遵守法律法规,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监督管理。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从犯和共犯的判刑问题,指出从犯和共犯的判刑并不一样,法律会根据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来判定刑罚;刑事立案后是否还需要行政立案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刑事立案会导致当事人面临一系列法律后果,如人身自由受限等。摘要:本文从法律角度探讨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