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观点认为，同案犯的供述应被视为后审案件中的“证人证言”。这种观点认为，同案犯的供述经过调查属实，其真实性建立在较牢靠的基础上。此外，被告人与后审共犯在利害关系上已牵扯不大，实际上已成为后审者犯罪事实的知情者。因此，他们的诉讼地位发生变化，成为另案诉讼的证人。在许多国家，包括英国和日本，也持有这一观点。
将非同案共犯的供述界定为“被告人供述”这一证据种类更为合适的观点也存在。一方面，国外立法的相关规定与该国司法制度的设置密不可分，是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以及传闻证据、交叉询问等证据规则的确立为前提。然而，在我国当前不断深入和完善的刑事司法改革中，生搬硬套这种处理方式不符合我国的国情，还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另一方面，非同案共犯的供述与普通证人证言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从证明主体与案件的利害关系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在我国，证人与案件审理结果在法律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被告人是被追诉和可能被定罪的对象，与案件结果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属于诉讼当事人，二者的地位存在明显差异。
其次，从所证明内容的范围而言，被告人供述的范围更广。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会更直接、全面地反映出犯罪的动机、目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后果等案件事实，尤其是在证明犯罪主观目的与动机方面更具有重要作用。相反，证人证言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证明案件的主要情节或部分情节，而不能像被告人口供那样全面、具体。
最后，从所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而言，非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存在更大的虚假可能性。相对于证人而言，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中被追诉的对象，由于口供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因而其真实性容易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在内容上也容易出现反复。特别是对于先受审的被告人来说，由于其供述无须像证人证言那样与后审理的非同案共犯进行当庭对质，在缺乏足够的质证程序予以制约的条件下，不排除有推卸责任的可能。
刑法第27条第2款关于从犯的刑事责任的规定，以及共同犯罪中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的刑罚量刑原则。对于从犯，其刑事责任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主犯的刑事责任根据其在犯罪中的作用进行量刑；胁从犯因被胁迫程度及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而受减轻或免除处
诈骗犯罪集团的法律处罚。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对诈骗犯罪集团的处理取决于犯罪情节。主犯承担全部罪责，从犯可获减轻处罚。共同犯罪需负刑事责任，犯罪集团有特定特征，如人数多、预谋实施犯罪等。首要分子需对集团罪行负责，其他成员则根据个人罪行负责。若犯罪集团犯下
共同犯罪中主犯、从犯和教唆犯的刑事责任追究方式。主犯需对其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承担刑事责任；从犯则根据参与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可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教唆犯的处罚则依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对未成年人的教唆情况进行裁定。
传销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传销活动可以构成共同犯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涉及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共同犯罪的处罚原则根据不同角色在犯罪行为中的责任程度和参与程度来确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和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