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如果执行了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以上，或者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如果实际执行了十三年以上的刑期，并且在监狱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并表现出确实的悔改态度，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那么他们有可能被假释。当然，如果有特殊情况，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也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是不能被假释的。
在决定对犯罪分子进行假释时，应当考虑到他们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修订后的刑法对于假释的撤销条件进行了完善。除了保留了原刑法中因再犯新罪而撤销假释的规定外，还吸纳了《监狱法》第33条的规定，即违法行为导致假释撤销，同时首次将发现漏罪也作为撤销假释的条件。这一修订被认为是新刑法对假释制度的重要完善。显然，修订后的刑法对于假释撤销的条件更加宽松，对假释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对于再犯新罪这一条件，并没有区分故意和过失，一律视为应当撤销假释。这是否合理呢？如果发现漏罪是由被假释犯主动交代引起的呢？将假释必须撤销的条件扩展到一般的违法或违规行为是否适当呢？
首先，假释的发动是基于对受刑人人身危险性已经消除的认定和在监督考察下不再危害社会的期待。如果在考验期内故意再犯新罪，撤销假释是毫无争议的。但如果是由于过失再犯，虽然也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但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故意再犯显然不同，这两种行为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但却产生了完全相同的法律后果。这是否违反了公平原则呢？因此，筆者建议将过失再犯的假释撤销由立法规定的必然撤销改为由法官根据过失的大小和致害程度进行自由裁量，即在假释考验期内，因过失再犯可以撤销假释，而不是必须撤销。
其次，由于假释是以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为根本条件，如果犯罪分子有意隐瞒自己的罪行，足以说明他们没有悔改的表现，也很难确认他们不会再次危害社会，那么撤销假释就是毫无异议的。
最后，将违法行为作为假释必然撤销的条件，是中国对假释犯重“管束”轻“保护”的明显体现。
我国刑法关于死缓服刑期满后的假释问题。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如执行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以上，并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和表现出真正的悔过态度，方可申请假释。特殊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可核准不受执行刑期限制的假释申请。但犯有严重暴力性犯罪的犯
刑法规定的假释条件。犯罪分子被判处有期徒刑需执行二分之一以上刑期，被判处无期徒刑则需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才可申请假释。同时，保外就医评定允许犯罪分子因疾病外出治疗。专业人才条件和表现积分制度也是假释的重要考量因素。此外，特殊情况下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犯
假释人员的外出打工规定，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假释人员可以在假释期间外出打工，但需事先报备并获取同意。同时，累犯和因暴力性犯罪被判处长期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罪犯不得假释。假释程序法律有严格的司法程序，需要执行机关提出假释建议书并经过人民法院的审理。
社区假释的执行规定，包括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报告活动情况、遵守会客规定、搬迁需报批准以及在社区假释考验期限内进行社区矫正等。社区假释适用于已执行一部分刑罚的犯罪分子，必须符合法定的刑罚执行时间条件，而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不受此限制。文章还强调了不得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