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都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所有权,但是侵犯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抢劫罪主要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而敲诈勒索罪的侵犯范围更广,还包括公民的名誉权等。当行为人以威胁诋毁他人名誉来达到目的时,构成的是敲诈勒索罪,而不是抢劫罪。
犯罪客观方面是区分两罪的关键。抢劫罪表现为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或威胁来抑制被害人反抗,从而直接取得财物;而敲诈勒索罪一般通过要挟或威胁的方式,对被害人施加精神压力使其感到恐惧,从而被迫交出财物。在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区分两罪的客观方面。
第一,行为方式不同。抢劫罪是行为人当面威胁使用暴力,并明示实施。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可以是当面的,也可以通过书信、电话、电报等形式传达;既可以明示,也可以暗示;既可以由行为人本人,也可以由第三人传达。即使涉及暴力,只要没有当面威胁,就不能构成抢劫罪,只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二,行为内容不同。抢劫罪一般以杀害、伤害等实施人身暴力或威胁为手段。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内容更广泛,可以是暴力威胁,但通常是通过揭发隐私、毁坏财物、损害名誉等手段施加精神压力,要挟被害人交出财物。威胁的内容只要足以使被害人感到恐惧即可,不必实际产生恐惧心理。
第三,暴力程度不同。抢劫罪中的暴力表现为对被害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双重威胁,强度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使其不敢反抗。敲诈勒索罪的暴力主要表现为一种轻微的精神强制,不足以抑制他人反抗。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于严格地界定抑制反抗的标准,否则可能导致对罪犯的放纵,造成轻罪重判。在实践中,可以综合考虑暴力和胁迫的形式、手段、时间、地点等因素,结合被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等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同样的胁迫对一个人可能足以抑制反抗,但对另一个人可能不足以抑制反抗。因此,在具体案件中,应以具体的人为标准进行认定,而不能以一般人为标准。如果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手段足以抑制个案被害人的反抗,应认定为抢劫罪;否则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第四,侵害的时空紧迫性不同。抢劫罪通过当场实施暴力威胁侵害被害人,如果被害人不当场交出财物,行为人将立即实施威胁的内容,强调行为手段和目的结果的时空同一性,被害人受到侵害是直接的。敲诈勒索罪的威胁没有紧迫性,行为人通常会威胁将威胁内容变为现实,设定某种不利后果的时间间隔较长,时空跨度较大,给被害人提供了一定的缓冲余地。在判断时,不仅要考虑空间上的“当场”,还要考虑时间上的“当场”。行为人胁迫被害人当场交付财物,否则在日后将侵害被害人,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或威胁,其目的不是为了对被害人造成人身伤害,而是为了使被害人内心产生恐惧,利用其担心受到更严重侵害的心理,确定在将来某个时间交付财物。这样的暴力是敲诈勒索罪中要挟手段的强化,而不是抢劫罪的暴力,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在实践中,不能仅因为当场使用暴力手段就一概认定为抢劫。
第五,被害人的意思自治不同。抢劫的被害人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丧失了意思表示的自由,处于极度紧迫的危险状态。除了当场交付财物外,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否则其生命和人身安全将受到侵害。而敲诈勒索的被害人没有完全丧失自由意志,仍然可以采取权宜之计,还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但由于精神上感到恐惧,有能力反抗却没有反抗,为了保护自己更大的利益不得不处分较大数额的财产,意思表示上存在缺陷。
第六,取得的非法利益不同。抢劫罪只能占有在场的财物,限于动产,并不对具体数额有要求。而敲诈勒索罪可以占有动产或不动产,甚至可以是财产性利益。占有的财物既可以是在场的,也可以是不在场的。但必须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
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包括客体要件、客观要件和主体要件。职务侵占罪侵犯的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数额需要达到较大标准。主体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
职务侵占罪的批捕和取保候审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若满足一定条件,如可能判处较轻刑罚、不会造成社会危险、患有严重疾病等,可以被取保候审。在认定职务侵占罪时,需注意犯罪者是否利用职权或便利条件进行侵占,是否侵占单位财物且达到数额较
商场员工利用折扣谋利是否属于侵占罪的问题。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商场员工利用职务之便利用折扣谋取不法利益的行为属于职务侵占罪,涉及公司、企业等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对此类行为,法律有明确处罚规定。
刘涌是一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被指控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私藏枪支、弹药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偷税罪,行贿罪等多项罪名。他在1995年至2000年期间组织了一系列犯罪活动,包括故意伤害、毁坏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