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对犯罪故意的审查中,应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具备相关金融活动从业经历、专业背景、任职情况、培训经历、此前任职单位、本人因从事此类活动受到处罚情况、是否故意规避法律规定以逃避监管。对于从事行政岗位、综合岗位等不是非法募集资金这一链条中关键岗位,且级别较低,只领取固定工资,接受上级指示开展工作的,一般应慎重认定其主观故意等犯罪构成要件。
对于认定是否属于单位犯罪,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证据:一是关于犯罪活动是否经单位决策实施的证据;二是关于单位的员工主要按照单位的决策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活动的证据;三是关于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证据。
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犯罪数额是定罪量刑方面的重要因素。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应根据现有证据综合认定。在证据存在矛盾时,应以客观性证据认定。
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应以会员的账号数作为犯罪的人数予以认定,在虚拟空间中虚拟身份也应当作为“真实”人数对待,为案件事实的认定提供法律依据。
应加强对电子数据的收集与审查,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突出对电子数据转化程序的审查,重视对电子数据鉴定材料的审查。
当前,互联网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突出,并且发展迅速,因此对电子数据的收集和审查问题变得十分重要。而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多数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在对电子数据证据的审查方面知识能力不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市检察机关于2017年6月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探索技术人员同步辅助审查机制。该机制由内部技术人员作为司法辅助人员跟随办案组介入案件审查,充当检察官的“左右脑”,提供内部专业意见供检察官决策参考。
目前全市共有20件疑难复杂案件适用该项制度,受到一线检察干警的普遍欢迎。例如,北京检察信息科技研究基地组织6名专业技术人员进驻东城区检察院“白某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专案组,办理技术性证据审查120余份、电子数据同步辅助审查50余份、协助公诉部门补充侦查意见11条等,为高效率、高质量司法办案提供技术支撑。
笔者认为对电子数据、司法会计鉴定等证据的审查,以及对重大复杂案件的办理,建立检察技术人员辅助办案人员同步审查机制,在提高审查证据的效率、提高办案质量方面,不失为一条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值得推广。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证据共享交换问题比较突出。目前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对于涉及多个省份的经济犯罪案件,各地公安机关往往仅侦办当地的案件,而当地的案件又与外省市的案件存在实质的关联,证据需要交叉运用,由于现阶段证据共享机制不健全,导致案件办理遇到障碍。
为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尤其是互联网、跨区域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必须进一步健全证据交换共享机制,协调推进跨区域案件办理。
具体而言,涉及主案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一般由主案侦办地办案机构负责收集,其他地区办案机构提供协助。其他地区办案机构需要主案侦办地提供证据材料的,应当向主案侦办地办案机构提出证据需求,由主案侦办地办案机构收集并依法移送。对于提前介入的案件,可以由各省检察机关督促本地公安机关与其他地区公安机关做好证据交换,在审查逮捕环节,检察机关以督促公安机关交换为主,必要时也可以自行调取。
对涉及全国性的重大非法集资案件,建议公安部借鉴办理“善心汇”案件的经验,通过公安部内部网站实现主案侦办机关与其他分案侦办机关之间的证据共享交换,减少重复取证与证据缺陷。对于本省内跨区域案件,由各省检察机关督促公安机关做好证据共享交换工作。
刑事案件中证据提供的问题。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和辩护人有责任向法庭提供物证和其他证据。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如存在疑问,可以采取多种手段调查核实证据。审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时,需注意审查动机和条件、自供和检举的情况、与事实的一致性、前后变化及同案犯之
警察刑讯逼供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侵犯的客体、客观表现、主体以及主观要件。该罪侵犯的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客观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主体为司法工作人员,主观上必须是故意并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中的无罪辩护词,针对被告人孙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组织、领导传销罪进行了详细辩护。辩护意见认为孙某只是前台接待人员,一般参与传销活动,并非组织、领导者,且自身也是受害者之一。辩护还引用了《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强调一般参与行为不构成犯罪
关于张云江涉嫌刑讯逼供罪的定性争议。文章指出张云江在处理治安案件时并未履行刑事侦查职能,因此不符合刑讯逼供罪的主体条件。同时,治安案件中刑讯逼供的侵害对象与刑讯逼供罪的受害人不同。文章最终认为张云江涉嫌刑讯逼供罪的定性不准确,他的行为是处理治安案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