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为了证实犯罪行为是否存在，收集和固定的证据必须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展开。只有当证据具备犯罪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四个要件时，才能算作完整的证据。否则，证据可能因为不完整而影响其证明力。例如，在贪污贿赂案件中，贪污和受贿罪的构成要素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时必须遵循法定程序，严禁使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或其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刑事诉讼法还具体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询问证人，以及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侦查实验等侦查取证行为的程序。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收集和固定证据。
证据的完整统一要求证据的指向具有一致性，在对同一犯罪事实的认定上相统一，不能出现认定不一致的情况。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证据的种类，还要注意确保所收集的证据合法、准确且具有法律证明力。各类证据之间应相互印证补充，以形成统一的证明体系。
言词证据是通过语言表述来证明犯罪行为的效果。因此，在收集言词证据时，必须注意记录时的语言表述，确保整个记录准确无误，避免因表述不确切而引起异议。目前，言词证据在诉讼活动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对于贪污受贿案件的诉讼过程，分析发现，很多时候并不是关键证据或主要证据收集和固定有问题，而是一些相关证据收集和固定不到位。尤其是在收集言词证据时，记录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记录不完整、表述不明确、关键词语用词不当等，导致对证言的理解不同，使证言失去了证明力。
时间对于证明犯罪行为来说非常重要。证据收集的时间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收集的证据中确认的时间必须与犯罪实施的时间相符合，否则证据将失去证明力。因此，在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过程中，必须注意对时间的准确把握。二是在贪污受贿罪的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进行智力较量，某些证据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抓住时间就等于掌握了主动权，因此在证据收集和固定时必须及时行动。
在证据调取过程中，必须确保手续的完备，不仅要完整提取证据，还要规定可能对所提取证据产生影响的环节。例如，证据的形成时间和过程、证据的来源、证据的持有人或保管人以及持有和保管的过程、证据的提供方式、证据的提供人、证据的提取时间和提取人等都必须合法并符合规定的程序。
在侦查过程中，由于传统侦查观念的影响，一些侦查人员只关注收集有罪证据，而忽视了收集无罪证据。这种按照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进行证据收集往往不能全面客观地把握整个案件，容易导致诉讼困难的被动局面。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在侦查初期收集到的一些无罪证据实际上是犯罪嫌疑人所订立的攻守同盟的一部分。积极收集、认真分析并充分利用这类证据，往往会成为攻克攻守同盟的有力武器。而在攻克攻守同盟之后，这些无罪证据就可以作为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间接证据。如果不收集这类证据，听任犯罪嫌疑人或律师在审判阶段利用这些证据来证明其无罪，将达到其规避法律制裁的目的。
录音作为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可行性。录音作为一种视听资料，能够记录当事人的陈述以及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人证言、书证和物证等，可作为直接证据使用。例如，录音能够记录刑事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等，当录音内容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时，可成为直接证据。
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承担举证责任，提供与刑讯逼供相关的证据线索。法庭有义务调查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排除非法收集的证据，以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新刑诉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包括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新法明确了非法证据，特别是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并详细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操作规程。此外，新刑诉法还完善了证据的概念和种类，并确立了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同时，新法强调了
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采用录音证明取证过程的合法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讯问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有权进行录音或录像，特别是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公安机关需按照受理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侦查终结等流程进行办案，录音或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