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刑罚目的刑主义思潮兴起，刑罚的教育功能得到了强化。报应刑思想的至尊地位受到挑战，刑事领域出现了人文关怀的光芒。在刑事诉讼中，起诉便宜主义得到广泛应用。不起诉制度也体现了国家的利益斟酌和价值选择。然而，根据我国现行刑诉法，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时，有权向法院提起自诉，这实际上否定了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自诉权的不合理扩张有可能否定公诉裁量权，分割了公诉权，导致检察机关丧失了终止刑事诉讼的最终决定权。
我国刑诉法没有明确自诉的定义，只是规定了自诉案件的范围。这种界定仅从形式上定义了自诉，没有指出自诉的实质特征。从自诉与公诉双轨的分野可以推知，自诉案件必须是不太严重、对社会造成危害不大的犯罪，主要侵犯公民个人权益，不会对国家、社会造成危害。自诉案件必须是个人能够举证的案件。对于难以履行举证的案件，即使规定为自诉案件，也将成为形式，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利益。我国公诉转自诉的立法方式概括而不确定，导致自诉案件范围扩大，许多社会危害性大且举证困难的犯罪也进入了自诉领域。这些案件本身应属于公诉性质，不适合被害人以个人利益为目的提起自诉程序来恢复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
公诉转自诉案件设立之初是为了给被害人增加一个救济渠道，但实践中这种立法意图实现的程度有限。在公诉转自诉案件中，控诉犯罪的举证责任由被害人承担。然而，这类案件往往难以查证或者缺乏其他定罪条件，在公、检机关无法查证属实的情况下，被害人承担举证责任不太现实。此外，我国被害人权利有限，虽然在修改刑事诉讼法后有所改观，但没有明确规定被害人有调查取证的权利。即使在律师的帮助下，被害人取证的渠道也有限。加之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较高，被害人即使调取了一定的证据，其控诉也常因证据不足而失败。因此，被害人具有书面意义上的起诉权并不意味着实际上实体权益得到了维护。
公诉转自诉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退出诉讼程序，只有协助义务。它们不再以诉讼主体的身份存在，将案件轻易推给法院，让人民法院按照公诉案件不能调解的标准审理这些自诉案件，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因此，法律原本预想以自诉权制约公诉权的目的实际上落空了。
自诉制度的一个初衷是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的目的。然而，自诉案件中不仅有人身、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的案件，还有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导致了法院案头堆积了大量法无据的自诉材料，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这主要是因为被害人总希望将犯罪嫌疑人交付审判，追求应有的报应和惩罚。此外，刑诉法对公诉转自诉案件的条件规定与自诉案件的条件规定存在差异，导致被害人滥诉的法律漏洞。
刑事自诉状首部当事人的规范称谓问题，并提供了刑事自诉状的范文。规范称谓为当事人的姓名。文中详细描述了自诉人和被告人的相关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等基本情况，以及案由、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证据和证据来源等内容。同时，也提到了证人姓名和住址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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