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处罚法》的规定 ,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应当遵守以下几项基本规程:
(1)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必须是在综合管理领域,如城市管理、市场管理、运输管理等领域,在这些领域行政管理权限交叉的现象较为突出 ,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有利于减少冲突 ,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
(2)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不得违背专属处罚的规定,即在处罚中不得超越法律明确规定的职权范围,如治安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海关处罚权只能由海关机关处罚,税务处罚权只能由税务机关行使等等。
(3)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必须报经特定的机关审批。根据《处罚法》的规定,有权进行审批的机关只能是国务院或经国务院授权的省级政府。
但是,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制度虽然在《处罚法》中确立了,但只有一个条款较为简,在实践中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一是国务院授权的问题,根据《处罚法》的规定,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需要国务院或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但是,在实践中,如何具体进行处罚授权的问题就是一个难题,如果全国各地每一个地方的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都需要经国务院的批准,那么,这个工作量将十分巨大,具体操作起来也较为困难,国务院也疲于应付。如果国务院“一揽子”授权给各地的省级政府批准,在实践中是否会失控 ,出现混乱的局面,又难以把握。有人把前者称之为“零售”的方式,把后者称之为“批发”的方式。在目前到底应当采取何方式值得探讨。笔者认为 ,应当把这两方式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的情形确定不同的授权方式,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应当确立以“批发”为主的授权方式。
二是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主体的地位问题。目前在实践中,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的主体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由政府建立综合执法机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些城市建立的巡警大队,在市内广场和主要街道由巡警负责检查,对治安、市政、卫生、工商等进行综合管理并实施处罚。二是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实行联合检查 ,根据具体的违法行为,分别以不同行政机关的名义进行处罚 ,以谁的名义处罚,谁就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多一些。我们认为 ,第一种情况,确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其优点是便于管理,保证处罚的效率。其困难主要在于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与行政机关职权法定、各司其职的原则不一致,在行政诉讼中其被告的主体资格不确定,如果将设立的综合执法机构作为一个实体,又不利于行政机构的精简。第二种情况的做法比较可行,与职权法定原则相符合,并且在行政诉讼中较易确定其适合的被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病危是否能免除行政处罚的问题。虽然病危状况本身不能免除处罚,但在特定情况下,如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未被发现的犯罪行为以及特定情节和表现等,可以考虑是否免予行政处罚。
失信被执行人的孩子是否可以参军的问题。根据征兵政治审查规定,失信被执行人的孩子如果满足政治条件,包括热爱党、祖国、军队等,并且没有涉及其他不符合征集服现役的情形,那么他们仍然可以参军。父母的失信情况不会对孩子的参军资格产生影响。
分公司是否可以作为行政处罚主体的问题。针对某工程项目因未经验收擅自交付使用受到执法部门处罚的情况,讨论了分公司作为行政处罚主体的法律依据、可操作性及主体资格。分公司可以作为行政处罚对象,但需具备合法经营资格,执法部门应掌握其违法行为事实并具备确凿证据
处罚法定原则,包括处罚依据、实施处罚的主体和职权、处罚程序需法定,以及处罚公正、公开原则等。同时,文章还阐述了处罚应与违法行为相适应、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并强调行政处罚不代替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此外,为保障相对方的权利,必须提供充分的救济措施。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