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行政诉讼法》从1990年开始实施至今已有二十五个年头了,但行政诉讼在中国始终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在跌跌撞撞中踯躅不前。
作为原告,往往是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或者聘请律师或者自己向法院起诉,而基本上是输多胜少。输不是输在事实和法律上,而是输在司法和行政的官官相护上。绝大部分行政案件,法官不是公正居中,而是站在强势的被告一方,不顾案件基本事实和法理,拼命想办法为被告解套,鸡蛋里面挑骨头,作出令原告苦涩或者惊讶的裁判。
对于法院,由于司法受制于权力,对行政诉讼非常淡漠,不少法院的行政庭只有一个法官,在碰到行政案件时,临时抽调民事庭人员组成合议庭。行政审判人员业务水平低,无法担当起艰巨的行政诉讼任务,与民众的期望差距很大。
法官对行政诉讼往往大倒苦水,人事权和财政权都被当地党委和政府控制,腰杆直不起来,内心很想公正也不敢公正裁判,判当地行政机关输的话,简直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连居中裁判的法官腰杆都直不起来,何况处于相对行政机关(被告)的弱势群体(原告)。
上述中国特色的行政诉讼,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对其感到失望。
在没有随机陪审团的司法体制下,作为行政诉讼的权宜改良,异被告地管辖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所谓的异被告地,就是离开被告所在地法院,现行《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有所涉及。但是,仅有的这几条,对原告来讲已是高不 可攀。第十八条第二款须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第十九条在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取消后行政拘留存在争论的情况下(没有把该条中的“行政强制措施”改为“具体行 政行为”,是2014年修改《行政诉讼法》的败笔)近乎荒废,第二十三条跟第十八条第二款差不多,还是需要司法权力而非法律本身来决定,脱离法治本意。所 以,现行《行政诉讼法》本身涉及的异被告地诉讼实在是寥若晨星。
从行政诉讼不能调解可以说明,其是非问题远比民事诉讼严肃。在民事领 域,为了诉讼方便,实行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但在行政诉讼上,由于原、被告地位天然的不平等,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了。行政诉讼首先要尽可能地把原告地位提 升,把被告地位下降,在诉讼主体上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转化。从公平公正的法理看,行政诉讼应该实行与民事诉讼相反的被告就原告的诉讼法则。对于原告和 被告在同一地的行政案件,应该实行异地法院管辖。实行行政诉讼的异被告地管辖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地方权力保护主义和官场牵制的非法干涉,给法院创造一个 良好的裁判平台,让裁判法官的腰杆先直起来,进而让原告的腰杆直起来,从法律上把权力关进笼子。
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当下体制,是否实行异被告地管辖决定了行政诉讼改革的成败。
行政案件的指定管辖及其条件。指定管辖发生在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管辖问题存在纠纷或者因特殊情况无法行使管辖权时,由上级机关确定由谁管辖。管辖争议源于行政机关职责不清,社会生活、公共事务的管理交叉,权责不明确。在行政处罚实践中,因法律、法规规定存在
行政诉讼中的管辖权选择问题。在涉及多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时,原告可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选择其中一个提起诉讼。同时,最先收到诉状的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在特定情况下,受诉人民法院可一并管辖多个行政行为。当共同管辖发生争议时,可进行协商或指定管辖。确保行政诉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案件的管辖确定方法。根据法律规定,被告所在地或原告所在地法院有管辖权。同时,文章还阐述了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三种情形,包括改变事实和证据的认定、改变适用的规范依据以及改变处理结果。
行政诉讼中的裁定管辖,包括移送管辖、指定管辖和管辖权的转移。文章详细解释了这些管辖方式的概念、应用场景和相关原则,如便于当事人参加诉讼、有利于法院审理和保障公正等。若对行政诉讼管辖有疑问,有在线律师提供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