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运输合同纠纷中证人和代理人身份的影响,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证人和代理人身份混同后,其先前证言的证明力不受影响。根据这种观点,李某作为张某的证人在第一次开庭时出庭作证,而在第二次开庭时以代理人身份参加庭审。因此,在第一次开庭时,李某还没有代理人身份,与张某之间也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因此,李某作为证人的证言不会因为其后的身份变化而受到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证人和代理人身份混同后,其先前证言的证明力会降低。根据这种观点,李某在第一次开庭时以证人身份出庭,而在第二次开庭时作为代理人出庭,这表明李某和张某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可以推定二者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这种关系足以降低证人证言的价值,使李某的证人证言从无利害关系的证言变为有利害关系的证言。
笔者支持第二种观点。理由是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通常存在着某种信赖关系,特别是在特别授权代理的情况下,代理人具有和当事人同等的诉讼和实体权利。因此,代理人作为证人时,应当认定证人和当事人之间存在某种特殊关系。在本案中,李某先作为证人后成为代理人,在履行证人义务时,并没有代理人的资格。然而,李某后来成为代理人,表明张某对李某有信任,而且李某和张某之间具有立场的一致性。我们认为,信赖关系和立场的一致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两次开庭之间的时间很短,从生活经验可以得知,李某从证人变为代理人,说明李某和张某之间存在利害关系,除非张某能够提出反证。
根据我国《民诉证据规定》第77条的规定,证人提供对与其具有某种特殊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较低。虽然一般情况下不能因为有利害关系而影响证人作证的资格,但是如果证人提供的证言有利于一方当事人,并且该方当事人与证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根据经验和常理判断,通常认为这种证言存在瑕疵。根据我国《民诉证据规定》第69条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提供的证言需要其他证据进行佐证。这里的利害关系既包括“利”的关系,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乡邻关系等,也包括“害”的关系,如仇敌关系、竞争关系等。
因此,根据上述分析,李某的证言由于与张某存在利害关系而降低了其证明力,因此需要补强其他证据。
行政诉讼中的证据制度与民事诉讼的举证制度的区别。在行政诉讼中,原告只需提供诉讼请求的事实根据,对具体行政行为不负举证责任。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地位不平等。而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需负举证责任,提供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主要
行政诉讼中被告补充证据的适用情形。在特定情况下,如因不可抗力等原因无法提供证据或诉讼过程中提出新的反驳理由或证据,被告可以经法院准许补充相关证据。但被告补充证据也受到限制,如不得补充证明行政程序合法的证据、不得提交不利于原告和有利于被告的证据,以及不
行政诉讼法律依据的证据性质,介绍了行政诉讼证据的种类和审核认定过程。同时,文章还阐述了哪些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和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行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及内容。原告需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包括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证据材料,证明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以及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等。在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需提供证据证明曾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在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时,原告需承担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