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交代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不属于立功。根据我国共同犯罪的一般理论，共同犯罪属于一个整体行为，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是共同犯罪行为整体的组成部分，不应将共同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交代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行为，理解为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对此，《解释》第五条、第六条已予以明确。在共同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的，构成立功;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所参与共同犯罪事实的，不构成立功，仅仅属于酌定从轻情节，须根据具体案情决定是否予以从轻处罚及从轻处罚的幅度。
1、特别自首的主体要件
特别自首的主体，根据《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必须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所谓被采取强制措施，是指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采取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谓正在服刑的罪犯，是指已经人民法院判决，正在被执行所判刑罚的罪犯。除所规定的三种人以外的犯罪分子，不能成立特别自首。
2、特别自首的客观要件
成立特别自首，除了主体要件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以外，还必须符合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这一实质性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3]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可以看出，特别自首的实质条件存在以下问题：
(1)“司法机关”的外延。
司法机关一般指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但特别自首中的司法机关外延不够明确，并不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向全国任一个司法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都构成特别自首。因此，特别自首的司法机关外延必须加以限定。笔者认为：特别自首中的司法机关应限定在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所在地的基层公安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为宜。
(2)“还未掌握”的含义。
“还未掌握”是“掌握”的反义词，所谓掌握是指凡侦查机关依据现有的线索和证据足以确定该人就是某案的犯罪嫌疑人时，即为罪行已被掌握，除此之外，全为“还未掌握”。根据这一定义，有学者将“还未掌握”分为三个程度：其一，司法机关尚不知道犯罪发生;其二，司法机关虽然知道犯罪发生，但不知道犯罪人是谁;其三，司法机关已知道犯罪发生，并已有个别线索或证据使司法机关对该人产生怀疑，但还不足以据此将其确定为该罪行的犯罪嫌疑人。
(3)“其他罪行”的理解。
上述司法解释将特别自首中的“其他罪行”限定为“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只能供述被司法机关已掌握或判决确定的罪行的异种罪行。司法解释作出如此规定，大概是与刑法中的数罪并罚规定相协调。但在理论界，如何理解“其他罪行”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本人其他罪行是指犯罪分子本人的除司法机关掌握以外的不是同一性质的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在审判过程中，特别自首的本人其他罪行是指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异种罪行;在服刑过程中，特别自首的本人其他罪行既包括异种罪行，也包括同种罪行。第三种观点认为，其他罪行，既包括与被指控的犯罪性质不同的异种罪行，也包括与被指控的犯罪性质相同的同种罪行。
立功表现对刑罚的影响。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现，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减轻刑罚。一般立功的犯罪分子可以享受基准刑的20%以下的减轻处罚，重大立功的减刑幅度更大，可减至基准刑的20%至50%。法律依据为《刑法》第六十八条。在执行期间，犯罪分子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如
一般该怎么认定共同犯罪的立功，需要对抓捕同案犯起到了实际的协助作用。共同犯罪中同案犯的基本情况，包括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联络方式等信息，属于被告人应当供述的范围。公安机关根据被告人供述抓获同案犯的，不应认定其有立功表现。
2014年8月3日零时许，刚满16周岁的被告人张某伙同15周岁的陈某来到大庆泰康镇一鞋店实施盗窃，张某望风，陈某钻窗入室窃取现金3000元。15日2时许，同案犯陈某独自到老厨房饭店窃取一保险柜，并打电话给张某。张某在明知保险柜系盗窃所得，仍帮转移，并共同将保险柜砸开
所谓同案犯是指共同参加同一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同案犯之间，有的可能犯相同的罪，有的可能犯不同的罪。同案犯之间的揭发情况比较复杂，不能把检举揭发同案犯的犯罪行为一律认为不构成立功，或者一律认为构成立功，而应根据检举揭发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因此，“买功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