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在1979年的分则第八章专章中规定了渎职罪，其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后，刑法渎职罪一章最大的变化是将犯罪主体由“国家工作人员”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然而，由于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何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导致理论界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和职权的争论不断，给司法部门在适用法律时带来了困惑和不便。这也导致许多实际上履行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人员的严重渎职行为难以受到刑罚的制裁。
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这些规定明确了一些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可以成为渎职犯罪主体的人员，例如未被公安机关正式录用的人员、狱医、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合同制民警以及工人编制的乡(镇)工商所所长等。
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体现犯罪主体认定上的权责相统一，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扩大了通常理解的渎职罪主体范围，确定了三类渎职罪的主体，即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只要这些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就构成犯罪，应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在界定渎职犯罪主体时，不仅仅看该主体在形式上是否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以行为人在实际上是否从事了公务为判定标准。离开了行为人实际职权的所谓身份或者资格，并没有多少刑法学的意义。只有拥有和实际行使着国家公务职权，履行国家行政管理事务，具有国家代表性和管理公共事务的特征，才决定着犯罪主体及其行为的性质。
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七项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可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的主体。然而，这类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上述行政管理工作时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行为造成损失，是否构成渎职犯罪主体，一直是理论争论的焦点。
有人认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不应作为渎职犯罪主体，但这种观点过于狭义地理解了立法本意，并过于拘泥于字面理解。根据前文所述，“从事公务”是认定渎职罪主体的核心要素，而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其身份已经转变为依法规定以政府名义进行行政管理的管理机关。他们的“协助”是政府管理行为的延伸，属于公权力。因此，这类人员在代表国家行使国家的管理权力时，符合渎职罪主体的要求。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农村改革的深入，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土地征用、拆迁补偿费用的管理、惠农资金的管理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近年来一些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滥用权力、超越职权范围或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公共财产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了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建议立法对村委会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渎职犯罪主体身份作出明确规定。
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指医疗人员在医疗事故构成犯罪情况下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刑事责任严厉，包括剥夺财产权、政治权利及人身自由等。犯罪主体分为自然人主体和法人主体，法人主体主要指企业或组织。在医疗事故中，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根据《刑法》规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辩护内容。文中介绍了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基本概念和相关法律规定，并指出XX区价格认证中心的《价格评估报告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同时李XX出售国有资产的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最终请求法院依法宣告李XX无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相关法律规定，包括从轻情节的认定、犯罪构成等。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等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犯罪客体是公司、企业等单位的管理制度及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收受财物。对于犯罪情节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违规决策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工作人员因严重不负责任或滥用职权导致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严重损失，进而使国家利益受损，将构成滥用职权罪，并面临相应处罚。对于徇私舞弊的管理人员，处罚更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