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民法理论中，生命权是自然人最基本的人格权利。当生命权受到侵害时，不仅会给被害人及其亲属带来财产上的损失，包括医疗费用、丧葬费用等已支出的费用，还应考虑到被害人健康生存所能获得的财产。此外，被害人的亲属由于被害人死亡而失去的抚养利益，也应得到补偿。这些赔偿内容可以纳入财产上的利益范畴进行具体分析。关于非财产上的利益，可以分为被害人方面的精神损害赔偿和死者亲属方面的精神损害赔偿。由于各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不同，导致权利的归属也不同，因此在讨论人身损害赔偿问题时，需要从体系化的角度进行细致分析。
在我国，对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深入探讨，直到近年才逐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话题。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涉及损害赔偿的案件逐渐增多，理论必须做出相应的回应。
回顾80年代以后我国有关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与立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萌芽阶段。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虽然未对致人死亡的情形做出具体规定，但从相关条文的数量上可以看出，最高司法机关对此问题非常关注。此后，《民法通则》公布实施，明确了身体伤害的赔偿范围，以及精神性人格权受侵害的损害赔偿。然而，《通则》存在一定的弊端，未对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进行规定，也未解决被害人死亡时赔偿金额不足的问题。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民通意见》于1988年通过，进一步解释了人身侵害中的赔偿内容，但仍未解决赔偿金额不足和被害人死亡时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结果阶段。此阶段出台了大量的部门法、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首次在赔偿内容中增加了死亡补偿费。1993年，通过了《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前者提出了抚恤费的概念，后者首次使用了死亡赔偿金的概念。2000年，《产品质量法》大幅修改，删除了抚恤费的规定，增加了死亡赔偿金的概念。同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出现了死亡赔偿金的概念。此外，还通过了《国家赔偿法》，具体规定了被害人死亡时的赔偿办法，使赔偿金额有了可预见性。
在司法解释方面，出现了一些仅适用于特殊领域的司法解释，如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和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发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解释，明确了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2003年发布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对被害人死亡时的损害赔偿进行了具体规定。
从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制定是在摸索中前进的。虽然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人身损害赔偿进行了补充，但仍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和完善。首先，法律和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矛盾。虽然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目的是扩大赔偿范围和金额，但由于未考虑各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和基础，导致法律不统一。其次，法律术语不统一。不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出现了抚恤金、死亡赔偿金、死亡补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术语，造成概念界定的模糊。再次，缺乏与继承关系相关的讨论。《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的创新之处在于区分了财产上的损失和非财产上的损失，但对于死亡补偿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含义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积极的损害是指被害人已经支付的费用，如医疗费用、丧葬费用和交通费等。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这些损害的赔偿是得到承认的。医疗费用和交通费是因为侵害人身权利而产生的支出，即使被害人死亡，相关的请求权仍然在被害人身上产生，然后由死者的继承人依照继承关系主张行使。关于丧葬费用是否属于积极的损害还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被害人死亡时必然会有丧葬费用的支出，尽管这项支出是由加害人的侵害提前产生的，但这是任何人都必须支付的费用。因此，应该考虑这项本应由死者支付的费用是否应由加害人支付。
根据台湾地区的《民法》和德国、瑞士的法律规定，丧葬费用的请求权不受限制，直接承认了这一请求权。在日本法上，虽然民法没有对丧葬费用做出规定，但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在与被害人社会地位相符的合理范围内承认了这项赔偿请求。我认为，各国之所以做出上述规定和理解，是因为虽然一个人必须支付丧葬费用，但当被害人因人身受到侵害而死亡时，法律规定丧葬费由加害人支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或慰藉死者近亲属的精神创伤。
逸失利益是指被害人因受到不法侵害而死亡时失去的今后可能得到的利益。根据民法一般原理，逸失利益的赔偿请求权必须由被害人取得并确定。关于是否应该承认由死亡衍生出的逸失利益的赔偿请求权存在不同的理解。一些学者认为，被害人受伤和死亡之间必定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在这段时间内或在被害人受到致命伤害的瞬间，赔偿请求权已经产生。另一些人认为，死亡是人身伤害的极端结果，对于死亡时的赔偿请求权应与对身体受伤时产生的损害请求权一样，承认请求权的存在。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根据均衡论，被害人在受伤时遭受的损失不可能超过被害人死亡时所遭受的损失。计算上来看，对重度伤害产生的逸失利益，只需将时间延长至被害人的平均寿命，即可视为死者的逸失利益。为了考虑被害人亲属的救济，这种逸失利益可以通过继承关系由死者的继承人获得。
然而，比较法中对逸失利益的继承性存在不同的做法。德国和瑞士的立法并未承认死者逸失利益的继承性，除非加害人已经承诺给予赔偿或被害人已经提起诉讼。台湾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也未承认逸失利益的继承性。日本法上虽然没有明确规定逸失利益的继承性，但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承认了这项赔偿请求权。此外，在如何计算一次性支付死者逸失利益的问题上，日本的最高法院采取了Hoffmann计算法或Leipnitz计算法，为逸失利益的计算提供了明确的基准。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承认了死者逸失利益的赔偿请求权，也必须根据损益相抵的原则，在计算时扣除死者自身的生活费用。
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主要指精神损害赔偿。对于死者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继承性问题，在我国乃至比较法上引起了争议。精神损害可以分为狭义说和广义说，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精神利益。本文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在广义说的角度上理解的。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主要包括对死者近亲属固有的精神损害赔偿和对死者的精神损害赔偿。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对他们在精神上遭受的打击和创伤的赔偿。死者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对死者本人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的抚慰。死者近亲属作为间接被害人，在心理上遭受创伤，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固有权利向加害人提出精神上的损害赔偿请求。
精神损害赔偿与财产上的损害赔偿相比，由于前者不具有客观性，难以具体计算，并且具有一身专属性，因此未经死者本人确定不可转换为金钱债权。一些国家的立法否认了死者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转让性和继承性，但在加害人已经承诺给予赔偿或被害人已经提起诉讼的情况下除外。然而，这种立法模式受到质疑，因为被害人受伤和死亡之间的时间间隔短暂，有时无法请求赔偿。此外，获得加害人的承诺也不现实。因此，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不继承性在立法上是不合理的。德国在1990年废除了有关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不继承性的规定，承认了由人身伤害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由继承人继承。这种更改在理论上有其利弊，可以从日本法中得到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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